使作品显出亮色——读鲁迅《自选集·自序》想到的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使作品显出亮色
——读鲁迅《自选集·自序》想到的
谢宏
1932年底，鲁迅应天马书店之约，从过去自己创作的所有小说、散文、诗歌中，选出二十二篇，编成《鲁迅自选集》。鲁迅在讲到编选《自选集》的想法和依据时说，这次编选是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的东西凑成一本，特别指出，那些“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理由是：“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这句被鲁迅特别引起来独自成为一段的话，早在他1922年写的《呐喊·自序》里就曾说过。十年以后，当鲁迅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他又一字不差地将这句话写在《自选集·自序》里。可见，鲁迅对于这一想法的执着，始终如一。从编选自选集这样一个具体事情的态度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鲁迅在文艺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希望文学给人以力量，而不愿意给人以苦闷和重压。用鲁迅一句生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希望使作品显出“亮色”。
使作品显出亮色，给读者以力量和希望，这是文学史上一切先进的有成就的作家的一个共同思想。他们的事业之所以是崇高的事业，就在于他们善于发掘和表现生活中原有的矛盾斗争，从中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给人以信念；就在于他们能够从现实生活中凝聚光热，把那些美好、壮丽、振奋人心的东西显示给人们，鼓舞人们去铲除邪恶，进行新的开拓和创造。鲁迅曾经明确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认为，即使是攻击旧社会的作品，倘若揭不出病根，看不到希望，也与革命有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鲁迅在进行创作时才“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所谓“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就都是出于这样一个用心。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鲁迅也曾有过思想“苦闷”，在那种情况下也曾创作过一些给人以重压之感的作品。但他只要意识到这些，总是严格控制自己，不愿把自己的“苦闷”传染给别人。在谈到《野草》时，他对别人说，“我的那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希望别人“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当然，这里有许多是鲁迅的自谦之词，因为即使在他最苦闷的时期，他也从未被黑暗压倒，即使他认为有“颓唐”心情的《野草》，虽然反映当时尚未看清出路的苦闷与彷徨，而它的整个思绪与基调，仍然渗透着执着的追求，表现着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但是，我们可以从鲁迅的上述想法中看到鲁迅要求自己的严格，以及希望作品给人以力量的殷切心情。
鲁迅希望使作品显出“亮色”，因而“删削黑暗”、“装点欢容”的思想和作法，是否违背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不敢写真实呢？当然不是这样，使作品显出亮色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并不矛盾。众所周知，鲁迅特别憎恶瞒和骗的文艺，是竭力将文艺从“瞒和骗的大泽”中拯救出来的一位现实主义大师。他提倡“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但他又反对机械地抄写现实，模拟现实，主张要有“理想的光”。因此，鲁迅所说的“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意思是极力从当时的黑暗现实中摄取闪光的东西，给人以希望。在鲁迅那里，“删削”黑暗，决不是掩盖和粉饰，而是以辩证发展的观点将黑暗限定在一定的范围里，不致使人们被无边的黑暗和愁苦压倒。鲁迅所说的“装点”欢容，也不是强颜为欢，而是将那些不易为人觉察的新生事物着意点染，以照亮作品，照亮读者的思想。他对“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寄予那样的深情和期望，就是因为只有这种新生的东西，才真正代表着未来和方向。鲁迅的“装点欢容”，还在于他善于通过对旧社会的揭露，透视出未来发展的前景，能够“于无声处听惊雷”。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时时都有光明，都有新生事物涌现出来，历史有时也会陷入逆境，出现一种死寂的，几乎没有任何生机的时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明的，对人民负责的作家艺术家，也能够根据矛盾发展的趋势，揭示出可能到来的前景。鲁迅曾说，文艺作品所反映的“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这“会有的实情”，就是生活的逻辑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意思，就是当人们所期待的新生事物还未出现，暂时还看不到出路的时候，作家艺术家完全可以根据生活发展的逻辑把它透示或展现出来。这也就是鲁迅能够在“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的情况下，“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在满目秋肃中，“敢遣春温上笔端”的根据。很明显，鲁迅所说的“装点欢容”，无论是对于新生事物的反映，还是揭露矛盾透示前景，都是现实生活在作家艺术家内心深处的反映，都是写真实的结果，而决不是什么主观的随意捏造，更不是什么曲意迎合。
前面已经谈到，鲁迅也确曾创作过一些给人以重压之感的作品。对于这一类作品，我们应该放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我们知道，鲁迅自始至终感受和反映着人民的苦难、仇恨和斗争，一生经历了多次革命的失败和反复。在革命高涨时期，他的作品充满了烈火般的热情，催人奋发向前。在革命低潮时期，当他一时还找不到我们民族解放的道路时，他的作品也往往渗透着忧虑和苦闷，给人以重压。由于鲁迅具有深刻的观察能力和巨大的艺术表现力，在他真实描绘出来的形象和社会画面中，包含着生活本身的许多真理，对于人们认识当时的社会状况，了解我们民族曾经遭受过那样的苦难，以及斗争、失败、彷徨、苦闷，都是很有益处的。特别是在全新的社会主义文艺尚未出现以前，这样的作品更加具有重要的，不可代替的价值。但是，当鲁迅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就再也不满足于这种对于现实的反映，甚至象《狂人日记》那样充满战斗激情的作品，鲁迅都感到那种“救救孩子”的呼声，是空洞无力的。问题是很明显的，一个作家，当他已经坚信社会主义，看到了人类未来的曙光之后，他就不可能不将自己感触到的理想和力量，渗透在作品中，传达给读者，决不会再满足于一般的暴露和批判。
读过鲁迅《自选集·自序》，使我们想起了在今天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使作品显出亮色的问题。诚然，我们反对瞒和骗的文艺，要求文艺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但是，现实主义的原则不是要求作家艺术家只写黑暗，不写光明，或者只写光明，不写黑暗，而是要求将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反映，要求无论反映生活中的任何部分、任何方面，都要忠于客观现实，都要从他所反映的生活中发掘和提炼真理，给人以希望和力量。我们并不反对写悲剧，暴露现实生活中的消极方面，而是说，在反映这些消极面时，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不能违背社会主义原则。揭露阴暗，把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是为了告诉人们，哪里脱离了党的正确领导，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哪里就有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发生，甚至会酿成悲剧，以激发人们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的热诚，给人以力量。当然，在揭露阴暗时给人以希望和力量，这需要作者对现实生活进行更加细密的观察和分析，需要更高的思想水平和艺术表现能力。而且，即使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也还不能代替对于光明面的反映和讴歌。因为新生的、革命的事物，比那些只具有否定意义的社会阴暗面更加直接，更加充分地体现着历史发展的趋势，表现着时代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必然更加重视对于新生事物的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尔基指出，要从以往的批判现实主义“揭发和否定现实这一旧传统中摆脱出来”，热情地讴歌和肯定社会主义的“新的现实”和“新的人物”。鲁迅晚年也曾希望表现和讴歌开拓着中国前途的工农红军，因他自己没有生活在斗争的漩涡中而深感遗憾。革命的作家艺术家不应该在人民的疾苦和生活的阴影面前闭上眼睛，更不应该在党和人民的成就面前，在社会主义的阳光和理想照耀下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
另外，我们不应该忘记鲁迅所启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学艺术影响和教育的主要对象是青年人。青年人的特点，一是单纯幼稚，一是对于革命事业，对于光明的未来充满了热烈的追求和向往。任何一个忠诚于革命事业，对革命的下一代认真负责的作家，都应该照顾青年人的特点，热情讴歌现实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人新事，以坚定他们的信念，培养他们的英雄气概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我们也需要让青年人了解生活中的另外一面，知道生活中也还存在着邪恶和阴暗，使其懂得人生的复杂，革命的艰辛，从反面汲取教训。但这不应该脱离广大读者的理解能力，决不能使他们因为看到了阴暗和丑恶，从而失去了生活和创造的勇气，更不能由此产生对于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
通过鲁迅的思想发展，我们可以看出，要想使作品显出亮色，首先要从生活中看到亮色。如果作者将现实生活看得一团漆黑，先自失去了理想和信念，要求他在作品中写出亮色，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要想使作品显出亮色，就必须提高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他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也还是象鲁迅所说的那样，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感受着革命的脉搏”，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面。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富有战斗性和鼓舞力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