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情描写的几个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关于爱情描写的几个问题
杨志杰
一
在近三十年的文艺思潮中，文学中的爱情描写问题所遭到的议论和所经受的波折都很不少。特别是十年内乱期间，更干脆被划为“禁区”，视为危途。然而，也许是“禁区”崩塌，泥沙俱下的缘故吧，近年来，这个领域忽地又成了“闹区”：写爱情的作品多起来，由此而引起的争论也越来越多。
有人认为：从“禁区”到“闹区”，是文学发展中的一次“突破”。我觉得，这种说法过于笼统。“禁”，固然不好；“闹”，就一定好吗？怎么才算突破？这里的关键，在于要通过爱情描写，反映时代精神，揭示社会主义新人的心灵美。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是真正的“突破”。有人把“突破禁区”作简单化的理解，以为要“突破”就是多多写爱情：在敌人心脏里谈情说爱，在两军阵前谈情说爱，甚至在硝烟弥漫的铁甲车里还声嘶力竭地谈情说爱……每看到这样的镜头，每读了这样的作品，群众的反映只有一句话：“又来了！”至于那种专写“△”，专门“争奇斗艳”的描写，实际上是回到了三十年代就被鲁迅先生痛斥过的老路上去了！
在文学发展史上，任何有地位的作品都首先因为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描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也是如此。《莺莺传》的意义，在于它肯定了张生和莺莺对爱情的追求，但又留了个始乱终弃的尾巴；《西厢记》进一步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呼吁，但又涂上了报恩的色彩；到了《牡丹亭》，已经完全无视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地鼓吹“情可以死，情可以生”了，但那样的境界，作家还只能到梦境里去寻找。至于《红楼梦》，更是“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通过一对叛逆者的爱情，歌颂了和“金玉良缘”完全对立的“木石前盟”。鲁迅先生的《伤逝》，第一次把爱情和革命结合起来，使人深刻认识到：如不进行社会革命，即使在爱情上执著追求如涓生和子君者，也只能在梦醒之后痛苦地感到无路可走！此后，在民主革命阶段，巴金和曹禺作品中的爱情描写，都反映了较为重大的社会问题。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登记》，则是通过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表现了农民在经济翻身之后要实现思想翻身，还必须肃清封建残余的影响。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等作品，在深刻反映现代革命历史的过程中，也动人心弦地写下了革命青年的爱情诗篇。当代文学中许多描写爱情的优秀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人们的思想和道德风貌。近几年来文学在爱情描写上的突破，主要表现在：那些爱情描写能鼓舞人们为振兴中华而向前奋进！这些作品里的男女青年，他们虽然和同辈人一样有过伤痕和眼泪，有着痛苦和思索，甚至每鼓动一次沉重的翅膀要比一般人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他们毕竟艰难地起飞了，带给人们的是信心和希望！在这些青年们的爱情里，融会着对祖国和对人民的爱，他们是在祖国和人民的怀抱里，培育着彼此的爱情的。小说《天山深处的“大兵”》、《月食》和电影《归心似箭》、《天云山传奇》、《乡情》、《沙鸥》等都写了爱情，它们的爱情描写给予人们的，不正是振兴中华的力量吗？！当然，为了同一个目标，无论题材和风格，都是越多样化越好，作家们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爱情描写探讨社会道德、提倡精神文明、鞭挞封建残余，也产生了一些值得称道的作品。这也是需要肯定的。
二
爱情受不受党性和阶级性的影响和制约呢？有人认为，既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就可以不受任何条件限制去写不同阶级之间的“共同”爱情。根据这种见解，有一篇表现敌伪集团军副司令与我党地下工作者恋爱的小说，被称为爱情描写上的“突破”：这位敌伪副司令在自己的国民党大官僚兼大地主家庭当大少爷的时候，偶然地看见一位小尼姑，便一见倾心，疯狂地向她求爱。后来小尼姑参加了革命队伍，大少爷当上了敌伪副司令并参与了日军的侵略活动，成了汉奸。但当他认出了被捕的“情人”时，竟“十分友好”，并表示可以扔掉副司令不做，和她一起到南方去。就这样，爱情战胜了一切。最后，在日本宪兵的包围下，这位共产党的女地下工作者“正式答应”是他“未婚的情人”，但要求他向她开三枪，以保革命的忠节。她没有被敌人的刺刀所征服，却被汉奸的“爱情”征服了！而且，从作品的思想倾向看，是要表现这种被征服是高尚的、值得歌颂的！
我们并不否认不同阶级的人也有产生爱情的可能，但是，不同阶级之间的爱情，必然要受党性和阶级性的制约。不同阶级的人之间，虽然都有“人性”存在，但是，即使在“热恋”的时候，也只能是在感情上某种程度的“相通”，而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地“相同”！因为感情决不可能摆脱意志、信念和理想而孤立存在。即如作品中描写的这两个“未婚的情人”来说，他们难道真的会象作品中写的那样心心相印吗？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爱情，明显地和各人的党性和阶级性相龃龉。这篇描写敌伪副司令和我党地下工作者恋爱的小说却没有把爱情与党性和阶级性的关系处理好，把不同阶级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产生的感情上的某种程度的“相通”，表现为不受任何条件制约的
“相同”了！作品企图从处于敌对阶级中的两个人的爱情关系，来表现双方都不背叛本阶级利益的“超阶级的爱”，而这种“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而也是不真实的。
某些作品中的爱情描写不仅是“超阶级”的，而且是“超现实”的，是违背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的。有一个反映原国民党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影片就是这样。影片中那位飞行员弃暗投明的主要原因，不是基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对革命的向往，而主要是爱情的力量，是他的情人——一个女资本家的自焚，才促使他最后下了起义的决心。就在他起飞之前，一个狂热追求他的女特务赶来用当场自杀表示自己对爱情的忠贞，竟然使这位对她一直漠然置之的飞行员大为感动……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题材被写成了一场多角恋爱。
不管是那个热恋敌伪副司令的“小尼姑”，还是这位“愤然起义为红颜”的飞行员，爱情在他们身上都表现为至高无上的力量。这样的爱情描写不是突破了什么“禁区”，而是歪曲了爱情和阶级性的关系。它非但不能加强作品中正面人物的革命性，反而会削弱乃至抹煞他们身上的革命性；它非但无助于暴露反动阶级的本来面目，反而会给他们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与此相反，在电影《归心似箭》中，当我们看到那位身受重伤的抗联战士毅然告别他那生死与共的情人，踏上寻找队伍的征程的时候，无不为他们的高尚情操所感动。因为，我们不仅从影片中懂得了革命战士的爱情，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为革命牺牲爱情的战士！
鲁迅先生说得好：“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先生这段话，至今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三
文学是写人的，写人是为了教育人。描写爱情的目的，是为了把人写好，衡量爱情描写得是否成功，不在于是否把“男女娱悦之情”描写得淋漓尽致，而在于它是否起到了打动人、教育人的作用。
爱情，既包括“异性相吸”的自然属性，又包括“心心相印”的社会属性。如果只写出前者而忽视后者，那就不是真正的爱情。拿《金瓶梅》和《红楼梦》相比，前者对人的自然属性的描写在某些方面不可谓不淋漓尽致，但却远没有《红楼梦》那样感动人、那样更能帮助人们认识封建社会。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位“笑笑生”并没有写出真正的爱情。曹雪芹虽然也一再声称他的《红楼梦》“不过大旨谈情”，但他明确表示其中“有鉴戒寓焉”。他写“风月”，是为了当“宝鉴”的，是为了让人们透过这面大镜子，看清那座行将倒塌的封建大厦，让人们认识在这里生活着的心灵美好但精神痛苦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叛逆者。他是“谈情”的，也是“说理”的，是通过“谈情”来“说理”的。
常言说，“通情达理”。“通情”是手段，“达理”是目的，没有任何爱情（或者感情）描写不是为表达一定的思想服务的。实际上，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尽管有人宣称只是为写情而写情、或者申明只是要写“人性”本身，不是为了表达什么道理，但是，抛开人的社会属性而单纯去描写所谓爱情的“自然属性”，结果仍然是宣扬一种“理”——一种超阶级的“人性”论。
在近年来出现的描写爱情的作品中，我们也看到这样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地主的小老婆和这个地主的儿子的恋爱故事。她出身贫苦，为了给家里省一份口粮和出于对地主家荣华富贵的好奇而嫁给老地主做小老婆。一个偶然的机会，只因为老地主的儿子悄悄抱了她一下，便突然唤起了她的“人性”，两人从此产生了爱情。解放后，因老地主已死，小地主和小老婆都被划成了地主分子。由于土地改革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他们之间无法实现结合的美梦。直到实行新时期的政策，摘掉了地主帽子之后，两人才鼓足勇气去请示领导“登记”。作品让读者感到这是“人性”的复苏。且不说这种发生在地主家庭里的“偷情”谈不上什么高尚，他们之间的“爱情”也没有坚实基础可言，这里需要讨论的是：作家能不能为写爱情而写爱情？诚然，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畸形的恋爱不一定没有。但是，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更不一定是值得歌颂的。问题是描写这样的爱情究竟有什么社会意义？有的作品不问是否为表现主题思想所必需，一味追求描写异国之间、老少之间、甚至异母兄妹之间的“爱情”，这种视“猎奇”为“出新”的做法，其实是爱情描写的歧路。不管政治内容，不顾社会效果，把恋爱写成“乱爱”，不仅无益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而且还可能和我们的时代精神相抵触！就说上边举的那篇作品来说，有同志对它大为赞赏，说它对“人性”的描写是闯了“禁区”，是大胆的“突破”。可是，这种“突破”意味着什么呢？解放前，在老地主专政的封建大家庭里，地主的小老婆和大少爷尚有悄悄拥抱的机会，他们的“爱情”尚有生存的缝隙；解放后，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却是连这种“缝隙”都没有了，他们的“爱情”，一直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压迫着。一个地主分子（那个大少爷），尚有如此珍贵的“爱情”，而我们的社会却在一步步对这种最可贵的东西不断压迫和摧残，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社员，我们的党和人民的“人性”又在哪里呢？！从客观效果看，这样的爱情描写，到底歌颂了什么、反对了什么，难道我们不应该想一想它的客观效果吗？
“通情”和“达理”是相互联系的。对作家来说，不仅要通情，而且要“达理”——为什么要写这种爱情？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人的感情呢？这是在动手写作之前就必须弄明白的。毫无疑问，作家应该懂得描写人的感情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正如列宁所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列宁全集》第20卷255页）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爱情自然要描写人的感情，这种描写，是为了表现真理，其结果应该是鼓舞人追求真理。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成功的爱情描写，就没有起到“通情达理”的作用。
四
强调爱情要受阶级性的制约，重视爱情的社会属性，会不会又回到“禁欲主义”，会不会导致爱情描写缺乏人情味呢？不会！几年来的创作实践证明，许多成功的爱情描写，都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性美，是崇高的爱情的颂歌！中篇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对盘老五两次恋爱的描写，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位放排出身的盘老五，两次恋爱都没有结果，其原因，不是他没有获得真正的爱情，而是他为了别人的幸福主动牺牲了自己的爱情。第一次，是他放排途中认识了一位到他排上洗衣服的小女子，两人恩爱割舍不开。临到分手，盘老五答应放排到省城就立即打转身；姑娘也表示，从清明到端阳，她天天都穿件红衣裳在这渡头等他，……后来，盘老五果然在端阳那天赶回来了，果然看见一个穿红衣的女子，然而，他硬起心肠，扭身走开了。原来，他在路上遭了难；背了一身压得死人的“磨盘债”！最后，盘老五拿定主意：“我不能害她”！于是便硬着心向相反的方向走去。盘老五的第二次恋爱，是爱上了财主家的丫头吴爱花。后来，财主把她许给了一个长工。那个长工盘老五也认识：三十大几打单身，好容易才交出五十块身价钱——盘老五不忍心叫他鸡飞蛋打，人去财空，于是便劝爱花嫁了他。盘老五对洗衣女和吴爱花是不是没有真正的爱呢？不是！是不是“始乱终弃”呢？更不是！对洗衣女，正因为他爱她，所以才怕“害她”；对吴爱花，他不是负心，是讲良心！开始使他们难舍难分的是“爱”，后来叫他们不得不分开的也是“爱”——一种只有盘老五这样的人才会有的淳朴的“爱！”
电影《乡情》中对田桂和翠翠的爱情描写也是感人至深的。田桂在结婚前夕忽然被从小分别的生身父母找到接进城去，但他说什么也丢不下远在乡下的养母和从小形影相随的翠翠。影片通过沁人心肺的一支支牛歌，令人神往的一双双新鞋，还有象翠翠用来计算田桂归期的四十六个鸡蛋等很有生活气息的细节，表现出这一对青年人刻骨铭心的爱，清新质朴而又发人深省。
对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来说，高尚的爱情，应该是人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应该表现出这种统一，并从而表现出无产阶级的人性美和社会主义新人的心灵美。最近上映的优秀影片《沙鸥》，就颇具这方面的特色。沙鸥为了夺取冠军，为国争光，宁可冒着落下身体瘫痪的危险，也要出国比赛，拚得一搏！她的男朋友沈大威赶来送行，她从妈妈的谈话里误以为大威是要自己立刻离开球队，回去结婚，于是便毅然决然地对大威说：“谢谢你专程来看我。不过，我们今后不要再见面了！”为什么沙鸥说出这样“绝情”的话呢？是不是她和大威的感情不深呢？不是！是因为她把祖国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为了夺取世界冠军，她甘愿作出最大的牺牲——包括宝贵的爱情！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对于沙鸥这样的社会主义新人来说，更高一筹，可说是“为了革命故，二者皆可抛！”在这一代新人的心灵里，对党的爱、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和对自己情人的爱是融为一体的！作家们应该为这些具有崇高爱情的中华儿女讴歌，他们是时代的骄子，祖国的未来，人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