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沥血育新人——谈鲁迅对张天翼的影响和培养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呕心沥血育新人
——谈鲁迅对张天翼的影响和培养
沈承宽
1936年10月19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不幸溘然长逝。当时参加了鲁迅丧仪活动的张天翼，写了《哀悼鲁迅先生》一文。文中在记述鲁迅的丧仪活动以及他在鲁迅灵前那难以名状的悲痛心情时，三次描述了鲁迅灵堂里的花圈“静静地散着夜来香的气息”；并谈到这使他以后，“走在路上，经过什么花店，我总远远地避开：生怕闻到夜来香的气息。那种气息会给我说不出的沉重的感觉。”
“怕闻到夜来香的气息”，不仅在鲁迅逝世时，而且在他后来几十年的生活里也是如此。记得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一次我从外面买回一盆夜来香放在房间里，天翼看到后，立刻激动地说：“赶快拿出去！拿出去！”我一时不解，等我把花搬出后，他才静下来和我说：“一闻到这夜来香的气息，就使我想起鲁迅，想起鲁迅逝世时的悲怆气氛和压在心头的沉痛感……”。这，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患脑血栓后遗症多年，他从不肯放任何香花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想，这对香花的特异反应，正是天翼对自己的导师、领路人鲁迅先生由衷的热爱和深切怀念之情的不能自禁的流露。是的，在三十年代那风雨如晦的战斗岁月里，年轻的文学创作者张天翼，是在鲁迅的亲切关怀、教导、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他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他的创作特点和风格的形成，都是和鲁迅的教导分不开的。
1922年，还在杭州上中学的时候，十六、七岁的张天翼就开始以“张无诤”的笔名在《礼拜六》、《星期》、《半月》等刊物上发表过二十来篇作品。其中有哀叹国耻、反对只有“五分钟”热度反帝者的小说，有讽刺性的人物速写，有侦探故事，还有一些笑话、小品等等。这些作品在思想倾向和艺术手法上，多半是比较陈旧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幼稚可笑的”。从1923年以后，他接触了鲁迅的著作，以及其他的新文艺，才放弃了这类小说的写作。
鲁迅的小说，在当时给了天翼什么影响，促使他在文艺思想上的转变？这里仅举《阿Q正传》一例。在张天翼自己写的《论阿Q正传》一文中，曾谈到在读《阿Q正传》之前，他从小学到中学，国文老师都是极力攻击当时的“新文化”，兼教修身的中学校长也随时告诫他们：“那些新式的白话文万不可看。”天翼课外常读林琴南译的小说，这位被他尊敬的大师，也往往把“新文化”痛骂一通，并极力维护文言文，说“古文的妙处——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些教育和熏陶，都使得他在精神上变成一个“小老头”，盲目地认为“凡是新式的小说总不会好的……”。虽然自己一篇也没看过，“可总信自己这个判断没有错。”而且还在《礼拜六》上发表过讽刺新诗、讽刺自由恋爱和妇女解放的小说。总之，不论是他维护或反对的，其实都是他“自己一无所知的东西”。
可是当他读到了《阿Q正传》，他竟被“迷住”了，并使他有“说不出的不安”。因为他感到，在他自己的“灵魂里也有阿Q的灵魂原子”；他越觉得自己象阿Q，就越觉得他过去所尊敬的大师以及小学、中学的老师、中学校长们“都象赵太爷。他们把一部未庄文化塞给我们，要把我们年轻小伙子都训练成一个小阿Q”，“我如果要不再象阿Q那样糊里糊涂做人，我只有从未庄文化的圈子里跳出去，不再怀着我不知其然的那些成见，并且要不再自欺自的想出些话来安慰自己，而勇于正视自己的毛病。”“总之，不再作阿Q！”
天翼在这期间开始摆脱“鸳鸯蝴蝶派”的影响，原因是有多方面的，如受当时社会进步思潮以及“五四”以来其他新文学的影响，等等，但读鲁迅的小说，特别是读《阿Q正传》后，不愿再作“阿Q”，一心要摆脱“未庄文化”的影响，却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1927年初，天翼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开始信仰马列主义，并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和国内、外的新文学作品（特别是苏联的一些作品），以后在文艺倾向上逐渐明显地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感到文艺应该反映人生、描写人生。1928年11月，他写了短篇小说《三天半的梦》，开始接触社会的矛盾，反映现实生活。他曾把这篇作品寄给一些报刊，但都没有被刊用，他甚至感到灰心了。最后寄给了鲁迅先生。鲁迅看了，立即给他回信说，作品有些地方虽不很成熟，但可以发表，并鼓励他以后多写。后来这篇作品只根据鲁迅的意见——认为作者署名“某汉”有些破坏作品的严肃性，而改署“张天翼”，于1929年4月在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奔流》1卷10期发表。
这对于一个青年作者来说，是多么有力的支持！如天翼自己所说：“这给予我极大的鼓舞，使我有信心继续写下去。”在鲁迅的支持、鼓励下，天翼从此写了大量作品，成为左翼文坛被人注意的“新人”。所以，尽管《三天半的梦》，并非天翼的“处女作”，但堪称是天翼尝试着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深入接触社会现实矛盾的“第一篇”，是他从事革命文学生涯的“第一篇”。它的发表，是张天翼创作发展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如果说，在写作《三天半的梦》之前，作家在创作上还处于摸索阶段，那么从《三天半的梦》以后所发表的作品里，则可看出作家的创作已经有了显著的特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是受了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所形成的创作特色和风格——以幽默、讽刺的笔锋暴露那“病态社会”中“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刻画了具有各种“阿Q性”和赵太爷式的人物，虽然这些作品还有缺点，但引起了鲁迅的注意。
1932年，日本改造社准备编译《世界幽默全集》，由增田涉负责中国部分。当增田涉要鲁迅推荐一些中国的幽默小说时，鲁迅于同年5月22日回信说：“……郁达夫、张天翼两君之作，我特为选入。”信中在介绍张天翼的《小彼得》一书时，谈道：“作者是最近出现的，被认为有滑稽的风格。例如《皮带》、《稀松（可笑）的恋爱故事》。”同时，鲁迅中肯地指出了他作品中的缺点。如鲁迅在同年8月9日致增田涉的信中说：“张天翼的小说过于诙谐，恐会引起读者的反感，但一经翻译，原文的讨厌味也就减少了。”
鲁迅这些意见深刻地指出了张天翼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当时，无论在他的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中，都确实存在着“过于诙谐”、戏谑和失之油滑的缺点，因而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社会意义和艺术效果。天翼听别人说鲁迅对他有这样的意见，立即写信向鲁迅先生请教。
在鲁迅向增田涉推荐天翼作品不久，因“左联”的朝鲜同志金湛然要用世界语编译一部世界文学，王志之同志介绍了张天翼，同时函请鲁迅选定并转告天翼。鲁迅于1933年1月9日致函王志之说：“译张君小说，已托人转告，我看他一定可以的，由我看来，他的近作《仇恨》一篇颇好（在《现代》中），但看他自己怎么说罢。”
天翼遵照鲁迅嘱咐，自选了短篇小说《面包线》，并写了小传一份，寄呈鲁迅。鲁迅于2月1日复信说：“……自传今天收到。信是早收到了，……你的作品有时失之油滑，是发表《小彼得》那时说的，现在并没有说；据我看，是切实起来了。但又有一个缺点，是有时伤于冗长。将来汇印时，再细细的看一看，将无之亦毫无损害于全局的节，句，字删去一些，一定可以更有精采。”
鲁迅是多么细致入微地关注着天翼创作的发展、变化，并及时指出他创作中新出现的问题。确如鲁迅所说，天翼的创作“有时失之油滑”，是在短篇小说《小彼得》发表的时候，以后虽然个别作品（如长篇小说《洋泾浜奇侠》等）还存在这缺点，但大部分作品是“切实起来了”。而所以“切实起来”，是和作者的思想认识与生活积累有关的。他与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各种人物的接触日益深入，创作有了较充实的基础与准备，因此，后来的幽默能以严肃的态度进行“对社会的讽刺”，失之油滑、过分戏谑的东西逐渐减少了。
鲁迅一方面对天翼的创作提出严格的要求，但别人对天翼创作不一定完全正确的批评，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天翼的短篇小说《蜜蜂》发表后，《涛声》杂志第2卷第22期刊登一篇文章，批评了这篇作品。鲁迅立即给该文作者一信，以《“蜜蜂”与“蜜”》为题发表于1933年6月《涛声》第2卷第23期。文章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作了具体的分析，间接地肯定了《蜜蜂》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这对一个年轻的作者来说，又是多么有力的支持！
以后，在1934年，鲁迅、茅盾又为美国伊罗生编辑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向他推荐了张天翼的短篇小说《最后列车》、《二十一个》。据茅盾同志回忆，以后又曾推荐了天翼的《一件寻常事》。1 936年，鲁迅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向他推荐了“自从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其中提到了张天翼。
鲁迅对外推荐、介绍天翼的创作，当时天翼并不完全了解，但他感受到先生对他的关怀和爱护。他多次想会见先生，当面领教，但由于种种原因，总未能见面。直到1936年4月，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店里，鲁迅约他会见。他当时是多么兴奋、激动地见到了日夜盼望的鲁迅先生。他亲手奉送先生自己的小说集《万仞约》及《清明时节》各一本。可惜这一次会见除了鲁迅先生的日记外，没有留下其他的文字记载。
鲁迅逝世后，天翼和许许多多在鲁迅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一样，以他们的行动、创作实践继承鲁迅的遗志，在鲁迅所开拓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着！后来，天翼在他的小说《华威先生》中，明显地克服了鲁迅所指出的“伤于冗长”的缺点，出现了鲁迅所断言的“更有精采”的新局面。
鲁迅为无产阶级培养了整整一代甚至几代作家，鲁迅对张天翼的扶植和培养不过是其中一例。我想，如能将鲁迅先生扶植、培养无产阶级一代作家的经验认真整理、总结，这对我们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文学建设、对培养无产阶级在新时代的青年作家，那将有极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