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吏奖惩制度杂议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历史知识

古代官吏奖惩制度杂议
任岩
我国古代官吏的奖惩制度，就通常情况而论，主要是与政府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和监察制度相结合而实行的。
宋代人苏洵说：“夫有官必有课（课，考课，就是考核的意思），有课必有赏罚。有官而无课，是无官也；有课而无赏罚，是无课也”。（《嘉祐集》卷9）从汉唐至于明清，一般地说，在对官吏按制度进行考核之后，总是继之以赏罚奖惩。
汉代考核官吏后，赏有增秩（增加俸禄）、迁官（升官）、赐爵（赏有功者20等爵位），罚有降俸、贬职、免官，违法犯罪者则依法治罪。赵广汉为阳翟县令，以治行优异，升迁京辅都尉。黄霸为颍川太守，考课天下第一，升任京兆尹，职掌京师，然京官难当，不能称职，连降俸禄，复令回颍川当太守。待郡中称治，复得赐金封侯的荣典，旋升国家最高监察长官御史大夫，后且任丞相。总的看来，汉代在官吏考核中能够坚持赏罚必行，而反对“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董仲舒语）的论资排辈做法。有功则升，无功则退，退而后有功者复可起用，不以一事定终身。
唐制：官吏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小考赏以加禄，罚以夺禄；大考赏以进阶，罚以降职，重者免官。唐代不仅一般官员治绩优异可以升赏，即令曾因过失左迁贬黜的官吏，治绩明著者，亦可以升赏，甚至可以升任中央要职。韩愈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后来又召拜为吏部侍郎。刘禹锡因参与“永贞革新”被贬为边州司马，后亦征还迁礼部尚书。官吏左迁之后再度起用的事例，在唐代很多。唐代立国二百八十九年，共任用宰相368人，任职最长的不过四年左右，且一人数度任相的很多。诚如唐代政治家陆贽说：考课赏罚，高课者升，庸碌者退，殊才不滞，治绩可著。
明初，国家授予吏部尚书与都御史考课黜陟大权。洪武十八年，据吏部言，天下布、按、府、州、县朝觐官，凡4，117人，称职者十之一，平常者十之七，不称职者十之一，而贪污昏庸者亦共得十之一。朱元璋乃“令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贪污者付法司罪之，阘茸者免为民。”（《明史》卷71《选举》三）明制：官吏年七十，俱不考核，令其退休。
封建时代官吏的奖惩赏罚，不仅与官吏的考核结合而行，还与国家监察制度相辅而生。从秦汉至明清，历代封建王朝，从中央到地方，均设置专门而独立的监察机构，以督察百官。
汉代至元代，御史台是国家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大夫或御史中丞为最高监察长官。明清改称都察院，长官称为都御史。丞相或宰相主管行政，御史大夫或都御史则掌管监察，二者密切配合，互为表里。
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朝都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因而，对地方长官的监察十分重视。汉武帝元封五年，分全国为十三部监察区，各部置部刺史一人，以汉武帝手订“六条”刺察地方郡国长吏。汉以六百石部刺史监察二千石郡守，付以如此重要的监察大权，其用意良苦，清代学者顾炎武曾指出，“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日知录》卷9《部刺史》条）从此，以卑临尊的监察制度，遂成为以后历代不易之良法。唐设15道监察区，元分22道，明设13道，清分15道（清末增至20道）监察区，每年均特派监察御史，分道巡按监察地方长吏。在吏治比较清明时，对官吏贪赃枉法，不尽职守者，绳之以法。《唐律·职制律》59条，都是关于对官吏办事拖拉、失职不谨、贪赃枉法的惩处。为了防止因政府机构过分扩大、人浮于事而影响统治效能，《职制律》规定：官吏的设置都有一定的数目，如果超过了这个数目，或者设置了不该设置的官吏，都要受到处分。选任官吏“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明代初期整饬吏治，以严法督百官。《大明律·吏律》要求官吏处断公务，必须按法办事，如有“挟诈欺公，妄生异议，擅为更改，变乱成法者，斩。”为此，明代要求官员一定要“熟读讲明律意”，“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附过，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明律·职制律》专列官吏贪赃枉法、结党乱政、滥设官吏等惩处的规定十五条，以重法惩治不法赃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