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邢台市郊李村大队四桩新事看 农民提出的新课题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从邢台市郊李村大队四桩新事看
农民提出的新课题
新鲜事
前些日子，到河北省邢台市郊李村大队访问，发现四桩新鲜事儿。
蔬菜专业队的女队员王香梅，去年她的小儿子刚满一周岁，就托到外村保育了。除带口粮、衣服鞋帽外，每月出10元保育费。过去，只见过城里的妈妈到农村给孩子雇保姆，谁见过农村的妈妈到外村找人给看孩子？现在，在李村除了王香梅，给孩子雇保姆的还有邓凤书、蔡双花、王素梅、王东娥等，一共30多人。
我们来到老木匠李树梓家里。屋里院里正支着摊子做家具，3个年轻的木匠都是从外乡雇的，管吃饭，给加工费。李树梓在机电专业组看水泵，只是下班回来参谋参谋。李村共有3位老木匠，近二年社员做家具，全雇的外村木匠。这些老师傅都专心致志地在专业队干活。常言说，“入行容易扔行难”，这木匠雇木匠的事儿，你可曾见过？
多年来，这里兴“一户盖房，百户帮忙”。可去年近百户人家盖了450间房，一户也没请街坊帮忙，都是从外乡雇的建筑队。5间卧砖到顶的房，只出200元建筑费。连泥瓦匠老朱章家盖房，也不再自己“领做”和请街坊帮忙了。
我们到朱胜明家串门。5间新北房窗明几净，家具摆放得井井有条，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唯一使人感到不舒服的是那台上海“51”牌缝纫机，摆放在西南角的水缸旁边。主人大概发现了我们疑惑的眼色，忙解释道：“唉，旧了，只能当桌子用。”大队长朱鸿彦接上话茬说：“旧的当桌子，新的当摆设品，俺村200多台缝纫机，都不用来做衣服了，不是买料雇裁缝做，就是买成衣。”
新形势
说来也巧，四桩事儿都带着一个“雇”字。
我们问王香梅为啥要到外村找人给看孩子，她不假思索地说：“为啥？因为这么做合算嘛。”去年她所在的专业队劳动日值达到2.21元，她一年做了240个工，合530元，给孩子雇保姆，保育费一年不过120元。她说：“过去谁愿花钱扔下孩子去下地？如今工夫值钱了，咋办好，得合计合计。”老朱章是木匠、泥瓦匠、编匠、皮匠，又是种菜把势，是李村有名的“百样能”，“万事不求人”的信条信奉了多年。谁知，到了八十年代，他居然抛弃了这个信条。闺女出嫁做家具，他没动斧锯，雇了木匠；儿子盖房，他没动瓦刀，雇了建筑队。这变化也是“合计”出来的。
“如今工夫值钱了”，要雇人。这是实行责任制的结果。1978年，这个大队劳动日值只有1.3元。1979年建立起14个专业队，实行了专业承包联系收入计酬的责任制，劳动日值当年增到1.5元，去年又增到2元。工夫一值钱，农民一打算盘，发现过去搞“小而全”、“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太傻了。于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在向小生产者的心理告别了，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了，生产专业化逐步走向社会化了。
新要求
李村出现的新鲜事儿说明，农民在向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将军”了。
我们曾问年轻的妈妈们，把孩子托到外村舍得舍不得？她们回答说：“村里只有招收4岁以上儿童的育红班，没有托儿所呀！”如果帮助象李村这样的大队办个托儿所，妈妈工间可以回来喂奶，晚上把孩子抱到自己身边，那这30位妈妈不是会很欢迎吗？
现在，农民盖房负担日益加重，请人帮忙吃喝越来越讲究。1979年李村的大队长朱鸿彦请人盖了5间房，吃饭吸烟喝酒花了300余元，比雇建筑队多花100余元，真是“户里费，乡亲累，集体亏（影响生产）”。县、社、队如果通过组织建筑队的办法，或象一些先进队采取户盖队助的办法，减轻农民盖房的负担，不是很好吗？
象李村这样的大队，普遍雇人做家具了。但雇人做家具，买木料，做饭，找住处，也很麻烦。农民也希望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家具。这又给有关部门提出了新课题。谈到农民穿衣问题，农民抱怨说：“买布料难，有了布料排号长，十天半月做不成。”我们问：“那买成衣不行吗？”他们说：做成衣的考虑城里人多，考虑农民少；考虑女青年多，考虑男青年少；考虑中年老年农民更少。这又向服装加工部门和商业供应部门“将”了一“军”。
农村里新事多，新课题也多，农民许多自发的积极举动，都在“将”领导的“军”。作为领导者，不能光在新鲜事面前“赞叹不已”，应当对新课题“钻研不止”才是。
陈根才 米保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