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同志关于民主革命的理论贡献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邓中夏同志关于民主革命的理论贡献
　　何沁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个理论在毛泽东著作中有集中的概括，它的形成，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作出了重要贡献。邓中夏就是其中之一。
邓中夏是我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早在五四时期就积极投身革命，长期从事发动和领导工人的斗争。他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他笃信马列主义，注重革命实践，注意调查研究，勤于总结经验。他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紧张战斗生活中，写了大量文章，对中国革命特别是有关民主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指导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对党的理论建设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邓中夏在理论上突出的贡献是，比较早地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哪个阶级领导，是关系它的前途和成败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制定了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领导中国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强大生命力。但是，由于当时党处于幼年时期，党的一、二、三次代表大会都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而当时党的负责人陈独秀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散布了一系列错误观点。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很“幼稚”，“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统率”，工人阶级只能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陈独秀的这些错误观点对革命的发展是极其有害的，因而，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首先写文章批评陈独秀的就是邓中夏。他从1923年到1924年间，先后在《中国青年》、《平民》周刊、《中国工人》发表了《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论工人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论劳动运动》、《我们的力量》等文章，比较集中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他明确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他认为：资产阶级，一部分与帝国主义和军阀相勾结而不能革命；一部分“虽因外货外资之竞争或军阀扰乱之阻碍”而要求政治革命，但由于它的经济地位，总不免“瞻顾却虑”，“妥协调和”，而不能坚持到底。所以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小资产阶级有革命要求和倾向，惟势力不能集中，只能为革命的助手。”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
邓中夏逐一驳斥了陈独秀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错误论点。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虽然在数量上少，但它的力量比中国资产阶级雄厚、集中，富有组织性纪律性，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又极其重要，因而成为“革命军中最勇敢的先锋队”。从质量上看，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是格外的比人厉害”，所以，“他们的革命精神格外坚决”。不能以工人阶级存在着某种弱点就断定它是幼稚的。邓中夏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满怀信心。他说：“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
邓中夏对陈独秀错误观点的批判，以及对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论述，弥补了党的“二大”、“三大”的不足，并直接为党的“四大”解决领导权问题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联系到当时革命正处于“二七”罢工失败后的低潮形势下，党内一部分人对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发生怀疑和动摇，邓中夏的论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邓中夏由于把握住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这一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从而进一步阐明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指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
邓中夏根据党的“二大”制定的纲领和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第二步，打倒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必须经过一个民主革命阶段，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3月，他在《论劳动运动》一文中指出，有人抱有中国“可以立刻推翻资本制度而建设共产社会的简单观念”，高叫“社会革命”、“劳农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一类口号，这是“对于实际没有丝毫利益的”。他说：中国的经济状况“没有实现那样高远而美善的理想社会的可能，因为中国现在尚是半殖民地，只有解除内外压迫，实现一个自由独立的真正民主国家，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那么两个革命阶段的关系是什么样呢？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的目的又是什么呢？1925年5月，邓中夏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说：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只能得到初步的解放；只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打倒资产阶级，才能得到全部的解放。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不只是为了获得初步的解放，更重要的是，“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的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预为准备”。为此，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无产阶级只有取得政权，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顺利地转到社会主义革命。
那么，中国民主革命阶段，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呢？邓中夏也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1927年春出版的《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小册子中说：“我们可以明白指出，中国革命的政权问题，并不是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政权，而有中国自己的第三种形式。”这种第三种形式政权，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主义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将一切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在一块，一方面要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另一方面继续反帝国主义的奋斗，成一个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权。这个联合政权的建立，使革命不落在资产阶级领导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在无产阶级领导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以达到中国革命之完全胜利。”
可以看出，邓中夏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两个革命阶段。这样，既同混淆两者区别的一次革命论划清了界线，又同陈独秀割裂两者之间的联系，把民主革命的胜利看作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事的二次革命论划清了界线。
此外，邓中夏还论述了民主革命中的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等问题。
邓中夏虽然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但他对于农民问题也是很重视的。他坚定地认为，工农是革命运动的主力。他在1923年、1924年间，发表文章论述工人阶级地位的同时，又写了《论农民运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等文，阐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且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生活困苦，富于革命性。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得到农民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方能成功。为此，邓中夏号召，革命者要到农民中去，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农会，建立农民武装，发动农民开展经济的政治的斗争。
特别是邓中夏把农民问题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他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说：“工人与农民，因地位关系，利害关系，可说是天然的同盟者。”又说：工人阶级固然不能忽略了与城市劳动者之紧紧的团结，然而为增厚援军以打倒共同敌人，亦不能忽视了与乡村农民之紧紧的联合，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80％。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进行尽可能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假使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邓中夏对农民问题的分析虽然只是初步的，但他关于建立工农联盟以实现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在当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尖锐，党内犯左、右倾错误的人都忽视农民的作用的情况下，具有重要的意义。
邓中夏还指出，无产阶级不仅要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建立巩固的联盟，同时也要联合资产阶级，建立工农商学联合战线，以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孤立敌人。1926年6月，他在《工农商学联合战线问题》一文中，总结了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的经验，首先阐述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他说：“有联合战线则革命势力增大而高涨，无联合战线则革命势力削弱而衰落。”其次，他还分析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可能性。他指出，各阶级因其经济地位之不同，固然各有其特殊的利益。但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农商学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有着共同的敌人和利害，因此，能够在反帝的共同目标下，建立联合战线。邓中夏还指出，为了建立联合战线，无产阶级还必须有正确的政策。邓中夏在领导省港罢工的斗争中，成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因此，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组成了浩浩荡荡的反帝大军。
邓中夏在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论述，虽然是初步的，但却比较早地并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揭示出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