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论治史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章学诚论治史
　　唐宇元
章学诚是清中叶乾嘉时期的学者。这个时期，大批的儒学经生，脱离社会现实，走上古籍的纂辑、排比、考据的“汉学”道路。当时思想界的沉寂有如死水一潭。为挽持风气，章学诚撰作了《文史通义》。
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论。他认为汉学家所依据的儒家经典，原来不过是先王之政典，历史的记录，今人对这些历史古籍，应当自出“新义”。他说，治史的目的，在于“通古今之变”，使人明悉历史发展的“不得不然之势”。因此，作为一门“史学”，应当注重“史义”、“史意”，即要求“思其所以然”、“得其所以然”。他提出，“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
他说，“述事而理以昭”，即通过对“前言往行”的历史叙述，则历史变化的相因之“理”也就显露出来。这两者，章学诚也把它们说成是“道”与“器”的关系。“道”是指“所以然”的理论，“器”是指历史的事实。如果“离器而言道”，就要流于“空言”、“冥索”；相反，如果“溺于器而不知道”，那就会陷于对古人古事“往复凭吊”，而“不知大体”，不能“知其所以然”。
为此，章学诚分历史为“纂辑”与“著述”。这两者同“史”与“论”的意思相当。他说著述犹如“韩信用兵”，纂辑犹如“肖何转饷”。为要纂辑，当有整辑、排比、考据的“功力”，这是对以往历史的“记注”，对以往历史陈迹的整理。而著述，固然要根据纂辑的史料，但要有“别识心裁”的“学问”，能“通古今之变”，不是对历史的简单搬弄。对于这两者，章学诚重视具有“新义”的著述。因为著述能“推明大道”，有用于世。所以他说“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
章学诚说，专事纂辑、考据的汉学老儒，墨守师说而不能“思其所以然”，以为纂辑、考据就是“史学”。这无异是坐井观天。其实，他们对历史的古籍，虽然“目察秋毫”，但“不能窥泰山”。本来，整理、考订旧籍，是作为“史学”之“舟车”，以窥察古今历史变化的所以然；但汉学先生却终生盘坐在“舟车”上，坐于斯，终于斯，而不知所以然。固然，美酒来于“糟粕”，嘉禾来于“粪土”，但糟粕、粪土不等于就是美酒、嘉禾，它需要“化臭腐而出神奇”，否则这些只不过是“砂砾粪土”、“竹头木屑”而已。在他看来，“纂辑排比”、考证训诂之类，与用心独得“新义”的著述不可比并，只能“谓有功力，不谓学术”。
不仅如此，这些汉学老儒，见到他人立于“自得”的著述，间或疏漏，不能“方圆求备”，就非欲置其“毁裂”而后可。他们从中挑剔，纷纷攻击，而睁眼不看著述之“新义”如何。章学诚说，其实，汉学家所崇尚的东汉郑玄，即是依“经传而作训诂”，也有“失实之弊”。而诸子百家，虽“离经而说大义”，但也有“精微神妙”之处。即如郑樵《通志》，虽不以“考据为学”，其所引据，或有“疏略”，但他能“卓识名理，独识别裁”，这岂是那些斤斤于一字一音的汉学家们所能望其项背！章学诚对于汉学家的批评，可谓言之中肯。
当然，章学诚是封建时代的一位学者，他不能超越时代提出具有现代意义的史学观点。但是，他在《文史通义》中所谈的史与论的关系，今天读起来，仍感到议论不凡，值得细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