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宁都起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我所经历的宁都起义
　　袁血卒
宁都起义是我党领导的我军历史上一次成功的、重要的起义。在纪念宁都起义五十周年的今天，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回忆宁都起义前前后后的一些情况。
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党派了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到冯玉祥先生率领的西北国民革命军工作，刘伯坚同志就担任过西北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扩大了我们党的政治影响，使这支部队有过一段光明的景象。
大革命失败之后，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西北军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有的共产党员被捕了，一些有威望的共产党人转移了，我们几个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党员潜伏下来，以待时机。
1930年末至1931年初，西北军的残部改编为蒋介石国民党的二十六路军。许多下级军官包括军官学校的学生编入军官教导团，我被编入第四队。反革命的队长诬蔑一些进步的军官学校的学生为“反动分子”，阴谋加以逮捕。在这种情况下，我与八个革命观点相同的同学一同开了小差，几经周折，终于接上了党的关系。
在河南开封，河南军委负责人方纪纲同志决定介绍军官学校学生、中共党员王超同志和我一同去上海找党的中央。到达徐州车站，正好碰上李肃同志，三人一同到了上海。
当时，周恩来同志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他派李富春同志和中央军委负责兵运的朱瑞同志，给我们开办了“兵运训练班”。训练班一结束，组织上决定我们到二十六路军去，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瓦解敌军，等待时机组织兵变和暴动。
离开上海到了南京。正要过江，在下关码头又巧遇七十三旅旅部参谋、共产党员刘振亚同志。他向我们介绍了二十六路军的最近情况之后，我们决定火速赶往江西。
第二天，我们搭上烟蓬船，不久在抚州下了船，便徒步前往二十六路军驻地宜黄县。3月下旬，我们到达宜黄，便分散开来。刘振亚回七十三旅；李肃往七十四旅；我被分到七十九旅；王超以住闲和差遣名义住总指挥部和七十四旅。要求大家顺着自己熟悉的关系，找发展对象。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谁发展，谁领导；只发生直的关系，不发生横的关系，特殊情况例外，暂不形成组织。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我们在军官学校的学生和士兵中发展了一些党员，特别是吸收了总部译电主任罗亚平入党，卡住了部队的咽喉。中央根据二十六路军党活动的情况，为了加强集体领导，王超同志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决定在二十六路军中组成共产党的特别支部。刘振亚任书记，我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士兵和官长分别组成支部。从此，在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就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赵博生是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他在西北军以正直、艰苦、朴素著名，大革命时受了革命的影响，他对现实不满。“九·一八”事变更激起他抗日的义愤。特别支部从他的言行中观察、分析他是倾向革命的，决定进行试探。经过三次讨论，由王超执笔起草给赵博生的一封长信，由总部译电主任罗亚平同志转递，并由罗收集赵的反映。第二天早晨，赵博生看信后，偷偷地把它珍藏在书里了。后来，他把罗亚平叫到他的寝室，拿出那封长信，称赞地说：“你们分析得很好。”又说：“我看这封信不是你写的，但是与你有密切关系。”接着，赵博生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经特支讨论，王超同志亲自出面与赵博生谈了入党的问题。特别支部把这些经过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批准了赵博生入党。
11月底，王超同志奉调回上海党中央。他去南昌接头，不料接头机关被破坏了，王超被捕，二十六路军中党组织的领导人名单和两个决议案落到了敌人的手中。12月5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我和王铭五三人。罗亚平同志将电报先给了刘振亚同志。特别支部研究了这个意外的事变，立即找赵博生同志商量，决定由赵博生同志将此事告诉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12月5日晨，一架国民党巨型飞机在宁都降落，飞机上下来的官说：“有委座手令见参谋长。”赵博生同志接来一看，原来是落在敌人手中的党组织对二十六路军活动的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以及蒋介石彻底清查二十六路军中“反动分子”的手令。但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逮捕令竟变成促使二十六路军早日暴动的导火线。
时间万分紧迫，犹豫等于死亡。特支马上同赵博生同志一起研究，决定举行暴动，并分头进行工作：由赵博生同志以参谋长的名义，立即拍去“遵令即办”的电报，应付南昌行营的压力，并积极做争取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的工作；特支决定派我马上动身星夜兼程进苏区与红军总司令部取联系；刘振亚等在党内部署暴动的准备工作。
赵博生拍出给南昌行营的电报之后，要罗亚平同志把南昌行营来的要求进剿的电文，译了出来，其内容是：“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赵博生带着这份电文去找董振堂，说：“焕之，情况十分紧急，蒋介石消灭杂牌军，心狠手毒，言出法随。我们到了当机立断的时候了。”董振堂看了电文后，说：“恩薄（指赵博生同志），我的心同你的心一样，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决不失言，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联合红军，北上抗日！”赵博生说，并提出一同去找季振同。
季振同性格爽朗，谈话痛快，他看了电文后，十分气愤地说：“什么进剿不进剿。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赵博生听了，称赞季有远见卓识，董振堂也说：“除此而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但不知中岳老弟的意下如何？”季振同说：“我同中岳的关系，如同博生和你的关系一样，用不着多费唇舌。”
宁都的固厚区，距宁都县城八十华里，当中隔一小山岭，一边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区，一边是苏维埃红色区。我到了固厚，放哨的少先队员要路条，我说没有，四个小伙子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将我双臂反扭过来，五花大绑，捆了个结实，扭送到了设在固村圩的彭湃县委办公室。见了县委书记何步青同志，我说明了来意，他马上说：“事关重要，要抓紧时间”，给了我一匹马，并派人把我送到瑞金叶坪红军总司令部。
很快，朱总司令接见了我。朱总司令简单询问了二十六路军的一些情况以后说：“你们要组织起义呀！好得很。领导他们当红军吧，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全世界人民求解放的军队。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创造了第一个红军。现在我们创造了第二个红军。他们能暴动过来加入红军，我们欢迎，欢迎他们同我们站在一个阵线，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我们军委要开个会，听听你们是怎么准备暴动的，这是大事情，还要跟毛主席商量。”
第二天早饭后，朱总司令主持召开军委会，到会的有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还有刘伯坚、李富春以及左权同志。他们听取了二十六路军在宁都准备暴动的情况汇报后，分析了暴动成功的主客观条件，也讨论了万一暴动失败需要采取的措施，并决定派红四军出动，予以接应、协助。
会后，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把我带到毛主席的办公室。毛主席跟我亲切握了手，满面笑容，望着大家说：暴动是一件大事，有两万余人的暴动，这就会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一刀也是好的。
随后，叶剑英参谋长给了我一张苏区地图，地图上标明暴动后各军的行进路线与驻地分布。我用裤带子把地图捆在腰里，当夜离开瑞金。
回到宁都，我向刘振亚等同志汇报了到红军总司令部的情况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为了协商起义的时间和起义后的部队番号、编制等问题，七十三旅派郭如岳做代表，七十四旅派卢寿椿做代表和我星夜赶到固村去找王稼祥、左权、刘伯坚等同志。他们研究后，同意起义时间改为十四日晚，起义后的部队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下辖三个军，并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共同签署了委任状。委任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红五军团的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
返回宁都之后，特别支部商定由赵博生、董振堂、李青云和我在七十三旅旅部举行了暴动的行动会议。会上通过了全部暴动的方案和具体部署。
宁都暴动的决定性时刻——12月14日黄昏终于来到了。赵博生参谋长以执行南昌行营“进剿”命令为名，召集团以上军官到总指挥部楼上，楼下由参谋处派人招呼随从人员。除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外，其余全部出席。晚上9点钟，赵博生以简明的语言向军官们讲明当前形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宣布起义加入红军，赞成的当场表态，不赞成的亦请表态。当即有七十三旅二团团长郭道培、八十旅团长王天顺、七十九旅一团团长李锦亭因害怕起义，跳楼企图逃跑，被楼下的武装人员擒获。由孙步霞同志协助解决反动军官后，即鸣枪做信号，全部开始行动。
这天晚上，只有七十四旅学兵连抢夺电台死了两个人，其余皆“兵不血刃而天下大定”。胜利的捷音，激荡在起义者的心头。暴动胜利了，红五军团诞生了。宁都城里宣布戒严，赵博生同志亲手写了两个字：“解放”，全城换了这个新的口令。
第二天拂晓，宁都城上空飘荡着镰刀铁锤的红旗。起义部队在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等的率领下，撕毁青天白日的标志，迎着太阳向着自由的土地中央苏区开去。
为了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党中央派了大批干部到这支部队作政治工作，并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肖劲光、刘伯坚、王如痴、何长工、黄火青、左权、朱瑞、朱良才、程子华、唐天际、李翔吾、刘型等同志，就是先后派到红五军团担任领导工作的。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红五军团为我们党也培养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干部，如姬鹏飞、李达、黄镇、张永历、刘向山、王幼平、孙毅、汪洪清、孔庆德、周俊鸣、徐国珍、李雪山、苏进、耿万福、谷广善、谭世清、蒋跃德、李廷赞等。
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凤凰山驻地门前与部分宁都起义的同志合影，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时光流逝，宁都起义已五十周年了。在我们党的新时期，应以宁都起义的革命精神来克服新的困难，夺取四化建设的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