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无愧于烈士的后代——访蔡和森烈士的儿子蔡博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要无愧于烈士的后代
　　——访蔡和森烈士的儿子蔡博
初冬的一天，在钢铁研究院，我访问了蔡和森烈士的儿子蔡博同志。他中等个子，清癯的脸庞，年纪约五十有余，头发开始花白，身穿一套普通的灰色衣服，给人以朴实的印象，看不出他是一位领导着100多人的研究室主任。
我说明了来意之后，蔡博同志沉思了一会说：
“蔡和森离开我们至今已有五十周年了。父亲殉难那一年我才七岁，还不大懂事。我逐渐长大以后，听老一辈革命家谈到我父亲生前的事迹，又看过父亲留下的一些文稿和照片，我才逐步对父亲的革命一生有所了解和认识，并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蔡和森同志殉难时你才七岁，看来你是1924年出生的，是吗？”我问道。
蔡博同志点了点头说：“我是1924年5月生于长沙湘雅医院的。母亲向警予生下了我后，为了不影响做党的工作，就把我放在家里托给大姑妈蔡庆熙抚养，她和父亲很快就离开了湖南。父母亲尽管很爱我，但在紧张的革命斗争日子里，他们却很少有时间来看望我。在我的幼小记忆里，只记得1927年4月母亲从广州去武汉路过长沙回家来看过我。母亲回到武汉不久，还寄来了几首儿歌。至于父亲蔡和森因为担负着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就更少有时间来看望我了。”
“1927年底，革命处于低潮，老祖母葛健豪让大姑妈带着我迁到永丰（现在的湖南双峰县）乡下居住，生活很苦。1928年5月，传来我母亲在汉口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但这并没有把老祖母吓倒。这位曾经随同儿子、儿媳到法国勤工俭学的革命老人，擦干了眼泪，带着我姐姐蔡妮、二姑妈蔡畅的女儿李特特和大姑妈的女儿刘昂，前去上海找我父亲和二姑妈，冒着风险在上海经历了一年多的地下生活。后来，她把妮妮交给我父亲带到苏联去，自己又带着李特特回到了永丰乡下，和我们住在一起。”
“1930年，表姐刘昂把我送到长沙十舅向仙果家里，进了毛泽东同志和我父亲学习过的湖南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每到暑寒假再把我送到乡下祖母身边。五舅向仙良家里珍藏着我父母青少年时代的一些书籍、笔记和照片，等到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有意识地让我一件件地翻看，并讲述有关父母亲的一些事情，使我的幼小心灵逐渐懂得一些革命道理。”
“几年后，我被转到湘乡东山学校上中学。这些年，尽管我们全家都不知道父亲的消息，但党时刻在关怀着我们，刘昂和另一个表姐李特特相继到了解放区。1938年11月的一天，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同志来找我，说要接我到另一个地方去学习。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朱惠同志，是周恩来伯伯派来接我们全家的。因老祖母没有见到我父亲的亲笔信，她不愿意离开乡下（此时，祖母仍不知道我父亲殉难的消息），他只同意把我接走。我和朱大姐来到十八集团军在湘乡的一个驻点，换上一套灰色军装。第二天我们跟着李克农伯伯来到桂林，后又辗转来到重庆。在‘周公馆’里，周伯伯和邓妈妈热情地接见了我。直到这时，他们才告诉我父亲殉难的消息。邓妈妈拉着我的手心情沉重地说：‘你妈妈牺牲的事你们家里都知道了，1931年你爸爸也在广州英勇牺牲了。这事你们家里还不知道，也不要使你祖母过多地伤心！我们把你接来，是要送你去延安学习，将来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为烈士们的事业奋斗！’邓妈妈为了使我振作起来，马上挥着手臂，领着我和在场的阿姨们唱歌。歌词的大意是：
救，救，救中国，共同来奋斗！
努力，努力，努力，努力，一齐向前走！……
雄壮的歌曲在室内回荡，使我忘掉了悲痛。此时，周伯伯坐在桌子旁，一边处理着公务，一边亲切地望着我们唱。”
说到这里，蔡博同志显然有些激动，他用手揉了揉有些湿润的眼睛，接着用深沉的音调说：
“周伯伯对我的政治学习很关心。一次，周伯伯和彭德怀伯伯在新华日报社作时局报告，他专门叫人把我带去听。”
“不几天，我到了西安，后来组织上又决定我不去延安了，直接取道赴苏联学习。我们先到了乌鲁木齐，在那里呆了3个月，主要是作赴苏的准备工作，除学习俄语外，还学习政治，学习联共党史。以后适逢毛泽民叔叔应邀赴苏参观一个农业展览会，就顺便把我带到了苏联莫斯科。”
“在异国的土地上，我共生活、学习了十年。开始我在位于莫斯科市郊的中国儿童院学习，后来又进了苏联钢铁学院学习。在我之前，李特特、蔡妮也来到苏联学习。党非常关心我们这些蔡和森烈士的后代的成长。周伯伯、刘少奇伯伯赴苏访问时总要来看我们，叮咛我们好好学习，不要忘记中国革命。1945年底，毛主席在百忙中深情地给我们在苏联钢铁学院学习的中国子弟回信，希望我们一天天成长，健壮，愉快，进步；希望我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1949年，我回到了祖国。”
蔡博同志一气谈到这里，端起杯子呷了几口水。我随口问道：“你一回国是否就一直搞钢铁研究工作？”
“不，”蔡博同志摇着头说：“党为了锻炼我，开始安排我到生产第一线工作，在鞍钢搞炼铁。直到1959年，我才调到冶金钢铁研究院担任炼铁研究室的副主任。这一年，我随同聂荣臻同志出去搞调查研究，聂帅同我谈了不少有关父亲蔡和森从事革命活动的事情，并勉励我要无愧于烈士的后代，把党交给的工作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我虽然被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冲击和批斗。但我始终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我了解党，热爱党，党对我的关怀教育，我始终忘不了，我相信党是不会轻易抛弃她亲手培养起来的我这个烈士后代的。粉碎‘四人帮’后，党让我全面负责炼铁研究室的工作。近些年来，我们虽然有些研究项目超过了
‘文化革命’前的水平，但我们总觉得离党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和蔡博同志握手道别，我的心情很不平静。蔡和森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无数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宏愿今天已经实现，他们的后代正在把父辈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　本报记者　王谨（附图片）
1940年初，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在莫斯科中国儿童院同李特特（左一）、蔡妮（左三）、蔡博（左四）、蔡转（左六）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