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要简　人员要精——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旁听记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机构要简　人员要精
　　——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旁听记
一位有心人作了统计，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进行机构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的那一段时，虽然短短七、八百字，却获得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6次鼓掌支持。
这是人心、民意的一次生动的反映。在政协各小组讨论中，机构改革成了热烈议论的一个话题。
委员们一致支持改变部门林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一不能容忍的状况，并赞赏要从国务院带头做起的设想。王炳南委员（对外友协会长）说：建国初期国务院是四委30个部，现在部委增加到100个左右，但工作效率未见相应提高。谢邦选委员（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提供一个数字，仅国务院系统目前就有部长副部长近1，000人，司局长近5，000人，有的部正副部长达2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无疑是努力工作的，但这样多的副职、虚职，容易造成互相推诿、效率不高的弊病。他说：“有人说：机构越是多头多脑，办起事来就昏头昏脑，结果是无头无脑。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江泽民委员（一机部顾问）说：“现在婆婆多，菩萨多，办事到处要拜”。有的委员指出，就在精简声中，国务院系统前不久又批准成立了一个某某管理总局。有人建议从目前起首先冻结增加国家机构。
国务院机构部门林立，下面就如法炮制。常黎夫委员（陕西省委顾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听说国务院有108个单位，陕西省厅局级机关也是108个，比‘文革’前增加30个”。王世杰委员（甘肃省委统战部长、省政协副主席）说：“中央有个什么部，省上就要设个什么局，下面都想跟上面条条对口，以便多要些钱。现在国务院要在机构改革上作出表率，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马湘平委员（浙江省石油化学工业厅副厅长）说：“浙江煤炭资源很少，却要设煤炭厅，省里把它撤销，同长兴煤矿合并，煤炭部却支持恢复。”
“坐船的多，摇船的少”。这是有的委员形容目前行政机关和其他文教单位人员庞杂的一个比喻。李学先委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目前机构繁杂，行政人员很多，互相扯皮。过去广东省司法处30人，现在改成司法厅，100多人，又与法院机构的职责分不清，互相抵消力量。”林宗彩委员（北京钢铁学院副院长）说：“人浮于事是普遍现象。我们钢院有4，000多学生，3，0 00教职员工，其中教学的教师1，400人，如果按教育部规定一周6小时课的工作量计算，我校只要450位教学的教师就够了。”张君秋委员（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以文艺团体为例，说：“过去我们团150人，现在800多人，下去演出，动辄100多人。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责怪这些同志，而是要为他们作出恰当的安排。这样，文艺队伍才能精干。
围绕机构改革的一系列问题，既涉及现行体制中不合理的东西，也涉及观念形态上的革命。杜任之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说：干部，特别是做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手捧铁饭碗”，形成“终身制”，这个体制和观念必须打破。他认为这同建国以来对干部的任免、考核、培训、晋升、淘汰、退休等问题未能及时制定出一套健全合理的制度有关，而到今天就很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了。他还主张通过考试发现和任用各类干部，就是大学毕业生也要经过考试（外加试用）才能被用人机关录用，这样既可以打破“铁饭碗”的观念，又能从根本上杜绝“走后门”。
每个单位都要“大而全”，不能不导致机构臃肿。钱临照委员（中国科大副校长）、简根贤委员（冶金部长沙矿山研究院副院长）认为：外国是社会办大学，我们是大学（机关、科研单位也是）办社会；有的大单位除了火葬场不办外，其他事都得办。这种状况必须尽快解决。
目前一些领导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弊病，实际上已成为四化建设的严重障碍。政协副主席荣毅仁说：“目前工作中的扯皮没完没了。一件事，即使国务院批准了，有的人不同意，可以压下几个月不办。这种作风，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衙门式的。这种体制不改，经济怎么能搞上去？”大家对官僚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文牍主义提出批评：本来一碰头、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非要层层写报告、层层画圈，这怎么会有工作的高效率。
不少委员建议在这个问题上要立法，定出规章，以便大家照此办理。王力委员（北大中文系教授）和倪征?委员（外交部法律顾问）认为，从国务院到各部各级的副职，应明文规定人数，为地方作出榜样。要尽快制订退休、离休制度并严格执行，退休、离休（包括历史上有过贡献的老干部退居二、三线）后的各种待遇、顾问的职责等也要有规定，以便有所遵循、各得其所。
陈忠经委员（中直机关副部长）从本世纪最后十年我国经济要开创一个新的振兴时期的战略角度出发，谈到八十年代的十年是一个关键，也是一个转折。他说：“现在进行机构改革，消除官僚主义弊病，是战略性的措施。这样做了，我们的潜力就能大大发挥，当前的困难就能一步步克服，经济上的振兴就大有希望。”
本报记者　胡思升　穆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