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沧桑获得的一个真理——钱宁教授和同学们的一次谈话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历经沧桑获得的一个真理
　　——钱宁教授和同学们的一次谈话
编者按：这是我国著名泥沙专家、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钱宁同志对清华大学水利系申请入党的同志一次谈话摘要，内容讲得生动、实在、深刻，值得一读。
能和同学们谈谈心，我很高兴。最近，党组织批准了我的入党要求。我这一生，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终于找到了自己政治上的正确归宿。今天，就讲讲我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也向往过美国式的“民主自由”
从我懂事的时侯起，就经历了军阀混战的灾难，后来逃进租界，常看见中国人受外国人的欺侮，特别是“九·一八”失去东北以后，华北又接着沦丧，想想国家面临着灭亡的危险，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非常苦闷，常在一起讨论：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当时幻想实行“好人政府”。后来看到政局毫无改观，对日作战一触即溃，整个国家一片衰落破败的景象。在失望之中，我又把希望寄托于美国的所谓“民主政治”，想出国去念书，寻找国家的出路。
抗日战争胜利后，出国的愿望实现了。我考取了去美国的留学生。途中当轮船在夏威夷岛停泊时，这个旅游地的豪华舒适一下子把我给吸引住了。在那里，公共汽车没有售票员，顾客自动把钱投进箱子里，这同国民党统治的污浊世界相比，真是强了不知多少。我自以为找到了治国的蓝本。后来，船又停泊在金门大桥，其规模之雄伟，也使我为之神往。但在美国居留时间越长，我越发现：在表面繁华的掩盖下，是惊人的腐朽糜烂。
旅美八年彻底击破了我的幻想
我到美国，先就读于衣阿华大学。到校后不久，学校学生会办的《衣阿华日报》的记者来采访我，问我对国、共两党有什么看法。我当时对共产党毫无了解，但对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有反感，便告诉记者说，国、共之争是我们自己的事，希望美国不要干预。采访前，记者说第二天见报，到了第二天，根本没登，却登了另一个与我同时接受采访的同学发表的反共言论。这件事使我对美国的“言论自由”发生了怀疑。时间长了，才知道，报纸都是受制于垄断财团的，都是有政治倾向性的，谁也不能得罪自己的后台老板，哪里有什么绝对的自由？我在美国八年，经历三次竞选，看来很热闹，似乎人人有权去竞选，可是不花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美金根本没法竞选。
在上学期间，我利用假期到农场做工，认识两个雇农的朋友，我到他们家作客，发现他们与地主之间的贫富悬殊极大，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贫困带来的社会压力。在西方，有钱就有地位；没有钱，连孩子上学去也抬不起头。这种精神上的压抑使人无法过活。美国的种族歧视很严重，南方歧视黑人，西部歧视华人。我的老师小爱因斯坦是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儿子，他是世界闻名的泥沙权威，但因为是犹太人，经常受到排挤。至于我们这些人，遇到的不愉快事情就更多了。
新中国给我带来新的曙光
1951年，我拿到学位，清华给了我聘书，但时值朝鲜战争爆发，移民局通知：不准学理工农医的留学生回国，因为他们回国意味着帮助共产党政府，我们有一批同学到了檀香山还被押解回来了。美国政府剥夺了我们的自由。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处境很困难，但是，我们也开始发现：中国人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在改变。特别是在我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美军一气打到三八线以南，使美国人大大震惊了。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在超级市场买东西，一个美国老太太伸出大拇指说：“你们中国人了不起。”当时确实感到中国人站起来了！我们在国外的地位，和祖国的富强息息相关。我们的国家站起来了，我自己回归祖国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于是，在美国东部的同学先开始串连起来，给美国总统寄信、给报纸撰文，积极进行斗争。直到1954年周总理率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梅祖彦同志冒着可能坐牢的危险跑出美国，转道伦敦来到日内瓦，找到我国的代表团反映情况，我们的代表团据理力争，美国政府不能不考虑，但仍然对我们进行威胁利诱。有一天我回家，两个不速之客坐在那里，他们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他们盘问我：“我们的国家这么富有，这么文明，你们为什么还要回国呢？”我爱人回答说：“你们的国家再好，我们在这里也是客人，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这两个家伙没话说了，又继续盘问我们和谁接触，谈了些什么，我才明白：我们已被监视很久了。有的同学还因为争取回国被他们关押起来，如果没有祖国做靠山，是不可能回来的。回国途中，船到马尼拉，别人可以上岸，惟独我们这一、二十人被反锁在房子里，到了香港，船不靠码头，只弄个小驳船押解我们。而后由英国警车把我们押送到深圳。
刚回来时，对共产党不了解。但是，到全国各地走一走，我惊奇地发现，离开八年，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给了我深刻印象的是，我国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大家都为集体努力工作，集体搞好了，个人的生活也提高了。和美国不同，那里是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了赚钱，什么可耻的事都干得出来。在我们国家，领导有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在美国，骂总统可以，但不敢骂自己的顶头上司、公司老板，否则把你解雇。
再从业务上看，在美国，我学了些理论，习惯于从书本里找题目搞研究。回国以后，1958年派我去黄河，沿河踏勘，一呆三年，以后又下去过多次，记了好几十本资料。我们国家为了改造黄河，动员大批人力物力进行调查，搞大规模的模型试验，这就为泥沙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基础。我的老师小爱因斯坦比我能力强，但他得不到资本家的支持，这就大大限制了他的才能的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才能和群众结合。这些年我在国内的锻炼和成长，是在国外不能比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充满着理想，我们在为一个新的社会而工作。
《苦恋》不代表我们的声音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起来了，我受到了冲击。“解放”以后，把我下放到山西省忻县工作。临行的头一天，有人敲门。打开门吓我一跳，原来是老院长，当时他还没有“解放”，他亲切地问我：“下放，有什么想法？”我说：“就怕我的专业到基层用不上，搞别的又不会。”老院长语重心长地说：“你应当相信党，好好锻炼。党对你这样的同志不会总放在底下，总有一天还要回来的。”我非常激动，好象又听到了党的声音，感到了党对我的关怀。老院长冒那么大风险来看我，为什么？因为他觉悟高，知道那种搞法不代表党，他要把党的正确声音带给我。《苦恋》这个电影剧本描写的主人公，也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但剧本里却说什么“你爱祖国，祖国不爱你，祖国不要你。”我们哪里有过这种感受呢？这部电影不代表我们的声音。我是搞科学的，我相信科学，从我自己曲折的经历中感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科学的、合理的，是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不能因为工作出了偏差，个人遭受挫折，就在方向上动摇。当然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克服自卑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有些同学热中于搞竞选，我听听他们的言论，一点不陌生，好象是我年轻时信仰过的胡适等人的观点，经过几十年，现在又冒出来。这不奇怪。问题在于这条老路走得通吗？有的同志喜欢把我国同外国做简单类比，说我们这个不好，那个不行。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要体谅国家的困难。学术上也要分析，不要认为我们什么都不行。许多外国专家对我们泥沙研究的水平估计不足，他们来讲课，开始我还认真记笔记，后来不记了，因为讲的好多是科普。去年，在中国开了个国际泥沙会议，我们邀请了三十几个外国泥沙专家，都是一流的。会议开下来，他们承认我们在泥沙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许多国家不如我们。明年的国际大坝会议，委托我们做泥沙方面的总报告人，从收到的国外论文看，我们的水平不比别人差，不能自暴自弃。
同学们提出的“为四化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口号非常之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每个人的，不要光发牢骚，大家要同心同德，努力工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
（原载《中国青年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