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精兵简政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抗日战争时期的精兵简政
高风
精兵简政是我党在1941年—1943年即抗战最艰苦阶段实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这项政策对于克服当时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对于精干组织，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工作效能，使军事行动灵活便利，坚持长期抗战，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战第一阶段，即1937年—1940年，人民的抗日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从4万发展到80万人，军队从3万多发展到近50万人，根据地人口则从几百万发展到近一万万。但是到1941年，德、日法西斯先后对苏联、美国发动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更加集中其主力着重打击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国民党于1939年到1941年先后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停发经费并搞经济封锁，企图困死我们。那时，我根据地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根据地缩小了，人口降到5千万以下，八路军缩小到30多万。1941年—1942年我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在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陕北开明士绅李鼎铭先生建议边区实行“精兵简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这条提案上划了很多红圈，并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在上面还加了一段批语：这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随后党中央采纳了这条建议，于1941年12月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同年1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在关于1942年的中心工作任务的指示中，要求坚决执行中央12月13日关于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等问题的指示。
精兵简政是一件很具体的组织工作，也是一项很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为了顺利地开展精兵简政，党中央曾发过多次指示，《解放日报》也多次发表社论和组织讨论。毛泽东同志对这项工作，更是抓得很紧很具体。他为党中央起草了许多内部指示，还为《解放日报》写社论，如1942年9月7日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文稿对精兵简政的要求、目的和意义作了全面的阐述。关于精兵简政的意义，他指出：“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用精兵简政，来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关于精兵简政的要求和目的，他说：“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他特别强调“经济和财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而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这种统一的系统建立后，工作效能就可以增加。”“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精兵简政包括“精兵”和“简政”两个方面。“精兵”的方针是提高部队的质量，加强战斗力，规定所有脱产的武装部队，不能超过居民总数的2％，同时大力发展不脱产的民兵，加强民兵的战斗实力。“简政”的方针是紧缩合并行政机构，健全工作制度，按各人所长进行调整，提高工作效率，规定政府机关、民众团体脱产人员，不能超过居民总数的1％。精简的原则是多减上层、少减下层，克服头重脚轻、机构重叠、职责不明、手续繁琐、人浮于事、互相推诿等弊病。
开展精兵简政，首先是进行思想动员和教育。在部队和政府、民众团体中，召开各级干部会议，深入传达和讨论中央指示；检查和讨论各级组织机构、工作制度中的问题以及人民负担的情况；着重说明精兵简政是克服当前困难、积蓄力量、准备胜利反攻的重要措施，号召大家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深入发动的基础上，建立各级整编委员会，统一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项工作。
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这里最先响应了党中央的号召。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通过了精简的具体政策。在边区政府委员会上先是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以后又由副主席李鼎铭作了《边区政府简政总结》。在机构精简方面，边区各厅、处、院实行了裁减与合并。边区直属机关从35个减到22个。在人员精简方面，由469人减到279人。精简的人员得到合理的安排。真正达到了统一领导，反对官僚主义，改变领导作风，提高工作效能和节约的目的。
再如，晋冀鲁豫边区，是毛泽东同志表扬过的“精兵简政的模范”。总部直属队在紧缩后，只留下原有人员的4％，其余的96％，一部分用以充实基层，一部分回到生产第一线。边区政府机关在紧缩后，精简人员48％，节省经费46％。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批转了《太行山三次简政总结》。他们三次简政后，比原来减少12，320人，占原有人数的一半。因此，太行区1944年的公粮比1941年也减征了近一半，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党中央机关也进行了调整和精简。政治局于1943年3月20日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宣布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对中央的一些机构进行了调整与合并，如将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一部分、图书材料室合并成短小精干的中央研究局，设局长（刘少奇）、副局长（杨尚昆）各一人。为了集中统一各地民众运动，还将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合并成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设书记（邓发）、副书记（蔡畅）各一人，下设职工、农民、青年、妇女四个组，每组三、四人。决定还明确指出，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的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
各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从1941年底开始，至1943年底基本结束。正如毛泽东所说：困难“教育了共产党人，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学会了如何反对敌人的‘扫荡’战争、‘蚕食’政策、‘治安强化’运动、‘三光’政策和自首政策；我们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统一战线政权的‘三三制’政策、土地政策、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等项工作，克服了许多缺点，并且把第一阶段内许多人自以为了不得的那股骄气也克服下去了。”（《学习和时局》）到1943年—1945年抗战第三阶段，人民军队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解放区人口又发展到一万万。这就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