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伊里亚·爱伦堡——莫斯科访问记之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访问伊里亚·爱伦堡
——莫斯科访问记之三
刘白羽
六月的莫斯科，有如中国的春末。二十六日下午，雨后放晴，克里姆林宫塔顶上闪着幸福的金光。我们由“纳采纳尔”（我们住的饭店）出来，沿着高尔基大街的树荫，走到有名的苏维埃广场。莫斯科市苏维埃那座红色建筑耸立在广场正面。从它那里向左侧望，是一幢白色的七层大楼。在这楼房正门上面，我看见一个金色浮雕人像。这是一种纪念，纪念从前在这里面居住过的俄罗斯大作家西施可夫。而现在这里面住着我们将要访问的苏联大作家爱伦堡。
当我乘电梯升向第七层楼的一瞬间，我想到：我将会见的是怎样一个人？世界上的人们是怎样看着他？
伊里亚·爱伦堡的名字，已经是世界妇孺皆知的名字。人们谈到爱伦堡，与其说是在讲一个作家，无宁说是在讲自己的幸福，在讲人类的和平。很久以前，当法西斯黑色炸弹在西班牙人民头上狂炸的时候，爱伦堡在玛德里防线上。他的作品充满斗争的血与泪。他控诉罪恶，号召复仇。后来他亲眼看见巴黎沦陷的历史悲剧，他来到为全世界人民而战的苏维埃祖国前线。他的心充溢着整个欧洲人民的辛酸与愤恨，他的每一句话有如利剑指向敌人。在莫斯科有人告诉我，据说一九四一——四二年，希特勒疯狂迫近莫斯科，曾经宣布，占领莫斯科后，要绞死六个人，其中之一就是爱伦堡。但在那漫长漫长的战争年代，爱伦堡却把胜利的钟声不断敲响。他的文章，就有如红军前进的脚步声，震动世界，从莫斯科走向柏林。当然，我也不能忘记他最早介绍入中国的小说：《康穆纳尔的烟袋》以及近年连获斯大林奖金的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和《暴风雨》。今天，当美帝国主义用新的战争来威胁世界人民时，我们听见爱伦堡更高的声音：“作为一位作家，我希望谈文学，谈文学的魅力，谈诗人和文人。但我要谈另一件事：谈那像乌云一样高悬在世界头上的威胁。我要讲这个，是因为新的野蛮人威胁着我所珍爱的一切：他们威胁欧洲图书馆中发黄的古书和刚刚翻开看图识字的孩子、普希金和龙沙尔、鲁佛和伍菲齐、诗人喜爱的树木、诗人自己、花园，还有所有我们光荣的古文化的城市。”（注）这是以诗人的语言说出全世界人民的心意。
按了门铃后，我们被引进客厅。爱伦堡来了。
他——是一个老人了，满头参色头发，穿着一套米黄色衣服。他的眼睛深沉地看着世界。
坐下来之后，我们向他致意，并且说到他的著作在中国出版的情况。他对我们说——他很高兴，而且他已经有了中文版本的书籍。他引我们穿过走廊，走进他的书房。书房不大，与客厅并列，但方向相反。客厅的窗下正是莫斯科市中心繁华的高尔基大街。书房则朝着楼背后，因此这里十分幽静，窗外展开海洋一样的屋顶和蓝色天空。两窗之间横置着一张巨大书桌，桌上摆满书籍、原稿和各种小巧的花盆、陶磁及古艺术品。窗上爬满藤蔓，——这藤蔓不长在外边，而是从里面一个磁盆中生长起来的。椅后墙上挂着一排十三个烟斗，同时还有各色各样的烟斗散在书房各处。这时，我蓦然记起我很久以前看见过他的一帧照像。可以想见，当他在深沉的思索时是怎样吸着烟斗。他引我们走到桌对面书架前站着，这是和墙壁一样高的书架。他从中指点各种中文译本给我们看。其中最显著的是徐迟、袁水拍合译的《巴黎的陷落》的全译本。同时我也看见戈宝权译的《六月在顿河》等政论集。翻着发黄了的草纸，让我回想到抗战时期艰难的出版条件。原来这满满一架书都是爱伦堡自己的作品。这里有世界各国的译本，东方的日本以至西方的英国。据说《巴黎的陷落》出版不久就有了十五国译本，《暴风雨》呢？架上有一栏完全是《暴风雨》，可惜这里还未看见中文译本。这时，我觉得我不是站在书架前，而是站在浩瀚的大海面前，而是站在世界面前，而是站在伟大时代面前了。
转过身，我注意到墙壁上一幅爱伦堡的铅笔速写像。
我知道爱伦堡与毕加索的友谊，我记得毕加索为保卫世界和平运动而绘的白鸽，已经飞遍全世界，我很想寻找出毕加索的笔迹。果然，爱伦堡发现了我的注意力，他说：
“毕加索！”还补充了一句：“这不很像中国画吗？那也是毕加索！”
那是书桌侧面墙壁上一幅彩色风景画，和它并列还有苏联名画家的几幅风景画。
爱伦堡就在这墙下，这窗前，这巨大书桌上，向世界不断发出强烈的光彩。
我们又回到客厅来。下午的阳光正照满室内，——盆栽的花木，东方民族色彩的美丽墙毯和各种艺术品构成这室内一种烂缦色调。爱伦堡夫人穿着黑色长衣也来招待远方来客。在那面长桌上摆满食物，但我们就着窗下小圆桌围坐下来。记得十天以前，在《文学报》社，西蒙诺夫问我们：“爱伦堡他也想看到你们！”现在他和他的夫人，就向我们发问了关于中国语言及中国诗的问题。他说他读过法文译的毛主席的诗。他由诗的影响又问及目前中国文艺作品。我们也就向他提出关于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雨》的创作问题。
他说到《暴风雨》中所描写的人物。
他说这里面所有的人物都是他在生活当中看见的人。不过写的不仅仅是所看见的人，而是把看到的人的优点、缺点集中在一起而创造的人物。
爱伦堡的话是简练而精深的：
“不要像照像那样，看见一个人就把他反映出来。这不是作家。这可以到照像馆里去做事。作家需要的是典型。”关于这个问题他还说过：“《暴风雨》没有单独的独特主角。那里面写的是在战争中的法、德、苏联的知识分子。那里面的人物，只是一部分重要一些，一部分次要一些。《巴黎的陷落》也是如此。一个作家所写的英雄，不是根据一个人而是很多人，——外面所看见的，加上作家自己所创造的思想、性质。”
说话引到搜集材料方面来。他说：“搜集材料只是为了布景。那是第三、第四等的事情，不是第一等的事情，那不是为了主题。内容，人物的思想都是从现实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作家描写的不是从前所看见的事实，而是按那些情形自己创造出来的。”
关于生活，他认为：“作者不应以旁观地位看生活，而应当自己亲身参加生活。”他说：“否则，不能感动读者。”
我们问：“创作过程中，人物是否不完全按照预先拟想的，而有所改变？”
“刚写时，对于英雄怎样活动，还不是完全确定的。——只有在创作过程中，人物的状态才渐渐确定下来，如果处理得不对，自然也就发生了矛盾。”
“写作中间修改多不多？”
“写一章觉得不好，就从新写，写好了就写下去，不再修改了。”
这时，从门廊里又传来电话铃声。这已是第二次了。他去接了电话回来，十分幽默地讲：“电话这个发明很不好，整天要你去接电话。”把大家都引笑了。
我们的说话转到作品的主题方面来，他很肯定地回答：
“从来没有先想写那个题目，而后去搜集材料，主题是从生活中体现出来的。
“比如写《暴风雨》，那不是我的想像。因为现实中发生了战争，这部书的主题就是战争。至于书中的故事、情节，那不仅仅是所看见的，而是创造的。”在这里，爱伦堡指出非常宝贵的创作经验，他说：“比如现在我打算写《暴风雨》第二部，我就需要知道法国人民现在的生活。许多人对我讲了关于这方面的故事，可是我并不把这现成的故事写上去，我要写上去的将还是我自己所创造的。我并没有去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可是我为什么能写斯大林格勒会战呢？那一方面固然是听了别人所讲的，一方面主要是因为我经历过其他战场上的战争生活。这样，我没有去，还是可以写。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他并没有可能参加当时的战争，不过他确实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他又着重地重叙了他的意见：“对作家来说，主要的不是搜集材料，而是参与生活。”
“很大的危险，是一个人在二十岁上就成了专门作家。”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脱离了实际生活。“契诃夫是一个医生，他接见过各种各样的人，高尔基也是这样。作家从二十岁就做起，那很危险，不可能做好的作家，因为他不知道生活。”他十分幽默地微笑着加上一句：“学跳舞愈早愈好，做作家愈迟愈好。”
我问他是否已经开始写《暴风雨》第二部？
他说还没有。他说他现在正在写关于比利时、瑞典的文章。
是的，我记得当我刚刚到达莫斯科时，别人告诉我：爱伦堡不在莫斯科。他原来是两个星期以前才从比利时、瑞典归来。说到这次出国旅行，爱伦堡夫人告诉我们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原来这次他是为了写《暴风雨》第二部，去了解目前法国人民生活的。可是法国政府害怕他，不准他进入巴黎。虽然当法国危难的时候，当法国人民抗德斗争的时候，爱伦堡曾经由于他对斗争的贡献，而获得法国近卫军军官的荣誉头衔，而且当时那还是由戴高乐签署发布的，可是现在，法国政府不准他进入巴黎。经过苏联大使馆努力交涉，想争取他能在巴黎停四十八小时。巴黎警察厅提出条件：只要他不写文章。可是马上他们又推翻这种想法了。这样，爱伦堡在飞机场也未逗留多久，从这飞机下来，被送上那一架飞机。于是，爱伦堡到法国附近的瑞典与比利时。不过，法国反动当局是无法在法国人民与爱伦堡之间筑一堵墙壁的。法国爱国人士通过那道禁令，而来到了比利时和瑞典。他们把他们目前的生活与斗争统统告诉给爱伦堡了。这事件，正说明爱伦堡，——反动统治者是怎样惧怕他，恨他，但为了和平而斗争的人民是怎样欢迎他，爱他。
夕阳把窗玻璃染得金黄灿烂。
访问将近两小时。当我们告别时，他以收在“火星”丛书中出版的新著《作家的声音》送给我们做纪念。让我们记着——这是一个多么好，又多么深刻的题目。让我们记着——爱伦堡那深沉的，坚毅的望着世界的眼睛和那走在保卫和平前列的步伐。当我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当我正在记述我这篇访问记的时候，爱伦堡已经不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住宅里，而又出现在布拉格，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会议上。当美联社记者提出挑拨性问题时，爱伦堡回答说：“在美国并没有朝鲜兵或中国兵，美军却在朝鲜屠杀着人民。谁是侵略者，道理很明白。”是的，这是真正的作家的声音，战斗的声音。
【注】这是爱伦堡在巴黎保卫和平大会上的演讲辞中的首节。龙沙尔（Ronsard）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大诗人。鲁佛（Louvre）和伍菲齐（Uffizi）是有名的美术馆，前者在巴黎，后者在意大利翡冷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