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苦恋》的通信——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关于《苦恋》的通信
——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
白桦
通过《解放军报》和《文艺报》，我读到许多关于《苦恋》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对党的文艺事业的负责态度，和对我个人的爱护。我愿意在这里谈谈我自己的认识和感激之情。
春上《解放军报》首先对《苦恋》提出了批评，我自己曾经有过抵触情绪，说明我自己缺乏“闻过则喜”的虚心态度，而无视《解放军报》的原则立场。今天再回过头去看，显然就更感到《解放军报》的这个开始是应该的。《文艺报》署名文章发表后，又给了我启发和帮助。我之认识到《苦恋》剧本的错误“是当前一部分人中间的那种背离党的领导、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在文艺创作中的突出表现”，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的。党对一个普通的党员作家，象面对面谈心那样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充分体现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和关怀。同时给我充分的时间，让我自觉地去认识、去思考。这股巨大的热流是温暖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有些同志曾问我：“你是不是感到压力很大呀？”我诚恳地回答说：正相反，我感到很温暖。
正如同志们都了解的，我在剧本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了知识分子的所谓“苦苦地爱恋着自己的祖国”，而首先没有严格划分“四人帮”和社会主义祖国、党、人民的界线。因而愈是渲染这种爱恋，愈是歌颂赞美知识分子这种不健康的孤独感，其结果是“爱”都变成了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怨。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生活的实际是，十年动乱期间，党、祖国和各族人民都在受难。我在剧本中却没有相应地描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在共同灾难中对知识分子的爱。而这种同命运的爱恰恰是知识分子坚定信念而顽强奋斗的力量的源泉。在十年动乱中这种动人的事例很多，我本身就是得到党和军队以及广大群众的保护和不断鼓励，才得以生存下来，理想才得以不致泯灭。这说明我自己就不是对祖国的
“单恋者”。剧中虽然写了一些群众，但都是软弱无力的形象，只会叹息和逆来顺受，没有表现出人民群众的信念，而坚定的信念正是党和人民最终粉碎“四人帮”的原动力。正因为我离开了真实生活积极方面的体验，沉溺于一些知识分子在十年动乱的悲惨故事之中，因而忽视了党和人民的强大力量，夸大了“四人帮”的罪恶力量。事实上“文革”十年，“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这是团结广大群众战胜“四人帮”的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才能出现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日渐生动活泼、健康向上的政治局面。剧本在漫长的跨度上，突出表现了灾难和迫害，在光明与黑暗的比重上造成一个混乱的印象：社会面貌黑暗可怖和无望。为了渲染主人公的“爱”，夸大了国外生活的幸运和回国后的不幸及不公正之间的对比，只能使那些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产生怀疑的人更加失望。
另外，在剧本中，以偶像崇拜的隐喻，错误地把十年动乱的根源归结为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艺术的力量在于形象，往往一个艺术上的否定形象的力量远远超出它本身的逻辑含意，成为一个错误的概括，产生的效果只是嘲讽和对毛泽东同志的简单否定。这显然是伤害了广大群众对革命领袖的深厚情感，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也缺乏严肃的科学态度。同时，把个人崇拜归过于群众的愚昧，这也是非常不应该的。
正如《解放军报》和《文艺报》所指出，《苦恋》对当前尚待克服的错误社会思潮起了助长传播作用，这是有负于文艺家职责的。
《解放军报》和《文艺报》的文章，对《苦恋》从思想到艺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给予了诚恳的批评和帮助，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请允许我就我自己的世界观的矛盾和迷乱所思考的问题，谈谈《苦恋》创作上的教训。
在历史的大转折时期，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都会为总结历史教训思考一些问题，并反映在作品里，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于我的立足点不对，就创作出象《苦恋》这样不利于人民、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作品。
一方面我因为有了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众望所归的中央领导核心，而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由衷地欢欣鼓舞，人民群众在历史曲折中所表现的坚定勇敢给了我巨大的希望。另一方面我又对十年动乱和十年动乱遗留下来的后遗症缺乏正确的观察、判断，时时浮起某种迷惘和孤傲情绪。在《苦恋》中把某些精神状态不够坚强的知识分子当做典型来描写，赞美而无批判，正是我自己这种情绪的流露。
一方面我衷心感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努力，使十年、数十年不公正事件都得到了澄清和平反，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得到了重视，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发挥。我自己的情况就是很好的有说服力的例证，没有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象近几年这样激动，创作情绪这么旺盛。另一方面我又把从屈原开始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由于党的政策上左倾失误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苦恋》结尾的剧终而悲剧未终的怅惘情绪也正是我的这种矛盾的反映。
一方面，我也曾和所有在党和毛泽东旗帜下走了很长一段胜利道路的同志一样，从内心深处体会到毛泽东同志对于我们民族的解放和缔造新中国的伟大功绩。另一方面我又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以及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盲目崇拜感到迷乱。《苦恋》中把革命领袖喻为佛像，当作封建迷信的象征，也正是我自己内心迷乱以及情感淡薄的表现。
我认识到自己以往容易盲从，容易轻信；这本来应当从加强党性、加强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来解决。我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没有自信变成盲目自信，时时流露出世界观深处唯我独醒的情绪。
我从事文学劳动断断续续已经三十余年了，深感精神生产的复杂，但精神产品总是精神劳动者精神状态的反映。前一时期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感到委屈，听不得批评，不能从世界观的矛盾中探寻错误的原因，也是我党性不纯和骄傲自满的反映。当一个作家的世界观产生矛盾、创作思想产生迷乱的时候，党及时提醒并进行教育批评，这对犯错误的作者本人和作家队伍来讲，都是极大的爱护和关怀。而且这也是党的一贯作法。抗战时期，党中央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至今都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对《苦恋》批评的全过程，表明我们正在努力把文艺批评和自我批评纳入正常的轨道。表明党和广大群众很重视一个作家的道路，不是打击我，而是满腔热情地扶持我继续前进。
现在还不能说我已经认识得很深刻了，我的认识还有待于随着社会生活的前进而逐步加深，进一步接受社会实践，深刻记取教训，求得在新的创作中改正错误。前一时期，我更多地把视野放在历史的错误教训方面，对当前的火热的拨乱反正的生活生疏了，以致失去了平衡。今后我将深入到沸腾的生活中去，认真观察研究大转折时期的社会生活，熟悉一切人。同时也还要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加强党性锻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讴歌为共产主义理想、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生活主流，讴歌中国人民军队在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丰功伟绩，真正做到对历史、对人民、对党负责。
向《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和所有关注着我进步的同志致深深的谢意！让我们在为实现四化宏伟目标的道路上携手前进！
1981年11月25日
（载1981年12月23日《解放军报》
1982年1月号《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