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久经考验的伟大战士陈郁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工人阶级久经考验的伟大战士陈郁
王首道
陈郁同志的一生，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走过的光荣而又曲折的道路。他历尽艰险，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奋斗了一辈子。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是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
我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就知道陈郁同志的名字。1940年周恩来同志把陈郁同志从苏联找回延安以后，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从此，成了推心置腹的革命战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始终不渝地保持着真诚的革命友谊。
我和陈郁同志的个人经历不同。他是一个工人的孩子，童年做工，很早就从事工人运动，参加领导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后来遭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迫害，差点葬身异国，历尽困苦才回到延安。我是一个贫农的孩子，从小参加农业劳动，早年投身农民运动，1926年被选派到毛主席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参加了秋收暴动，后来也遭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无情打击迫害，险些丢了脑袋。这种不同经历和共同遭遇，使我们自然亲近起来，又彼此对对方的工作经历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很喜欢听农民运动的情况，我很喜欢听工人运动的业绩。特别是对使中国革命遭到重大损失的王明路线，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记得我们在延安时谈过，我们当时年轻，充满革命热情，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本来就已经“左”了，但王明却认为我们“左”得还不够，是右倾机会主义。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同时也解救了大批遭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的同志。我们这些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同志，常年同工农群众在一起，工作在实际斗争的第一线，对王明那一套夸夸其谈的东西格格不入，认为他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隔十万八千里；而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三大作风，则感到异常亲切。那时，全党上下团结一致，革命事业蓬勃发展，我和陈郁同志的心情也十分舒畅。
陈郁同志在中央党校学习后，就在延安搞工业，组织边区军民自己炼铁，制造和修理枪枝、弹药等等，工作很有成绩。有一次，我同陈郁同志陪朱总司令视察边区一些工厂，陈郁同志很熟悉地向朱总司令介绍工厂情况，朱总司令很高兴，高度赞扬陈郁同志的工作做得好。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和陈郁同志先后到东北工作，陈郁同志在东北工矿处负责恢复和发展煤炭工业的工作。当时东北的几个大型煤炭基地，都被敌人破坏了，生产停顿，数十万煤矿工人的生活陷于绝境，而战争和工业生产以及人民生活又都迫切需要大量煤炭。陈郁同志勇挑重担，带领一批干部，深入矿场，发动群众，从解决工人的吃饭问题入手，开展初步的民主改革，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很快，几个大型煤炭基地恢复了生产，源源不断地供应了东北地区的军需民用。那时，在煤炭部门，有的领导人不同意陈郁同志在恢复煤炭生产的同时，进行民主改革的主张，认为这样会影响矿山生产。不同的意见反映到东北局，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了有我和李立三、陈郁、王鹤寿、吕正操等同志参加的会议，支持了陈郁的正确主张，认为进行初步的民主改革，把广大矿工从封建把头和暗藏的汉奸、特务的压榨下解放出来，有利于发动群众，促进生产，是符合党中央政策精神的。
沈阳解放后，东北工业部成立，我被任命为部长，陈郁同志任副部长，我们亲密合作，互相敬重。他早年就被选为中央委员，做过工运的领导工作，有极丰富的组织生产、领导工运的经验，但他对我很尊重，我也很尊重他。东北工业部的主要任务是接管沈阳地区的工矿、企业，我们认真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使接管工作有秩序地进行，迅速恢复了正常生产。沈阳是东北的工业中心，工业基础雄厚，沈阳地区的工业、企业恢复运转，对支援解放战争起了重要作用。陈郁同志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顶风冒雪，奔走于各大工矿、企业基层，为了全国革命的胜利，日以继夜地埋头苦干，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到造福于人民的伟大事业中。
1949年建国后，陈郁同志调任中央燃料工业部长，我任湖南省主席，我每到北京总要去看望他。他和陈云同志合住在一栋不大的房子里，仍然同过去的战争年代一样，生活很简朴，家中陈设极其简陋；他衣着朴素，待人热情，保持着工人阶级的本色，根本不象个当官的样子。
1952年，我调中央工作。我们又经常见面了，他的话题总离不开煤炭，对煤炭生产的全过程很熟悉。他是工人出身的老干部，事业心极强，为了做好本职工作，他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拜工程技术人员为师，请他们给自己和部里的领导干部上专业课。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他已能看懂复杂的煤矿生产图纸，熟悉煤炭工业的全部生产过程。因此，他在领导工作中就能抓住关键问题，指挥自若。他当部长的那几年，全国煤炭生产增产幅度大，劳动效率高，安全保障好，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赞扬。他领导的燃料工业部的工作所以搞得好，除了他经常深入煤炭生产第一线，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等优良作风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他掌握了煤炭专业的科学技术，又很注意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科学技术人员，把他们安排在重要的技术领导岗位上。工作中，他经常同科学技术人员商量，科技人员有事也愿意找他谈，因为他懂得专业，又没有官架子，彼此的共同语言自然也就更多了。
1957年，陈郁同志调到广东省，随后他又到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1964年，我也调到中南局工作。他任中南局第三书记，我任中南局书记，我们仍然象在东北时期一样，互相尊重，互相信任，遇有重大问题共同商量处理。1965年，我们相约一路到北江检查工作，边看边议，同当地干部、技术人员一起进行调查研究。他对广东的自然地理条件熟悉，我对交通运输有所了解，经过实地考察，提出了较为实际的整治北江航道、提高内河航运能力的意见，取得较好的效果。
在十年动乱初期，我们两人对当时发生的情况感到痛心和焦虑，认为这样搞是不行的，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但是，当时我们没有权了，对局势发展无能为力。于是，我们互相鼓励，互相鞭策，并没有对未来丧失信心，而是坚定地相信，经历过严峻历史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是经受得起任何狂风恶浪的。后来，周恩来同志要我们两人负责把中南地区的军工企业抓起来。接着，周恩来同志在处理广东问题时，又命我们出来做工作。我们在京西宾馆商量，感到现在党和国家处于困境，周恩来同志昼夜操劳，我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尽可能做些有益于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以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但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我们实际上也很难发挥作用。
1974年2月，陈郁同志因病到从化治疗，恰好我也在那里治病。他一到从化，就偕同我到李井泉等老同志们的住处看望，特别是对那些从外地来广东而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关怀备至。他去探望我时，深情地对我说：我不要紧，你要注意保重身体。他一再叮咛，要我好好治疗，注意休息。那知他自己却从此一病不起了。
当周恩来同志得知陈郁同志病危，马上派飞机送张孝骞、吴蔚然两位著名医学专家来进行抢救。他稍稍清醒时，第一句话就说：“我不要紧。王老最近身体不好，请专家同志去给王首道同志治病”，“给其他老同志看病”。我和纪均听到他临终时发自肺腑的语言，不禁热泪纵横。陈老，你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啊！
陈郁同志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品德高尚，为人诚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实事求是，心口如一，是实践党的三大作风的楷模。他对党、对人民、对同志，满腔热情，赤胆忠心。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非分明。即使是我们这样多年的老战友，也经常坦率地交换意见，互相学习，督励鞭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陈郁同志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数十年的革命情谊，保持了善始善终，始终如一，这是难能可贵的。我常常怀念他，总觉得他还活在人间，还在为党的事业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陈郁同志是中国工人阶级久经考验的伟大战士。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青年一代，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为振兴中华民族，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