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转变，新的开始！——平原省生产领导的转变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新的转变，新的开始！
——平原省生产领导的转变
本报特派记者 周子芹
一、转变以前的情况
平原省的生产工作，在今年二月该省党代表会议后，已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变。不少地区的干部，已从过去的苦闷状态中摆脱出来，感到对生产有了办法，有了希望。
去年该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后，虽已宣布了以生产为中心进行结束土改的方针，但由于领导思想对发展生产的方针不明确，对中共中央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未能很好贯彻；党内外重土改，轻视领导生产的思想非常普遍，对少数地区发生违犯政策的现象，未能及时制止，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还很严重。在土地已经大体平分的老区、半老区，干部仍丢开生产，搞结束土改工作，结果引起群众情绪动荡不安。以致群众怀疑，干部苦闷，工作没有方向。在群众和干部中普遍存在着这样的现象：
在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对发展生产有顾虑。认为“穷光荣”，怕冒尖，怕上升为富农；地主则抱着“喝光吃净”的态度，中农怕“摘了大南瓜（地主）再摘小南瓜（中农）”；坏分子乘机制造各种谣言。群众思想极不安定，普遍存在“劳动不致富，生产不节约”的思想，大大障碍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干部中存在消极苦闷情绪，甚至躺倒不工作。安阳专区从去年以来，就有一百五十多个干部躺倒；阳谷县干部要求回家及躺倒者达六分之一；唐邑、高堂两县的两个区，要求回家者达二分之一。据农业厅一负责同志谈：目前一般县区中，每个区经常作工作的干部，不足二分之一。干部中普遍存在着“生产不用领导”的思想。有的干部则认为生产没法领导。区干部多是白天睡觉，晚上开会要汇报材料。
为什么干部苦闷呢？主要的原因是：第一、今年整编机构，对干部思想上的震动是很大的。今年全省编余工农干部八千多人，这些干部都是经过了游击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锻炼的。在整编前既未经过充分的政治动员，整编后又未给以妥善处理和安置。这些干部回家后，在群众中和在职干部中，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在职干部中（工农老干部）认为“工农干部吃不开，早晚脱不了回家”。因此造成情绪不安，消沉，苦闷。
第二、是干部中功臣思想，享乐思想的滋长。认为革命已经胜利，该松一口气；生产领导不领导，农民一样会种地。有的以功臣自居，不想办法改进工作。思想开始腐化，讲享受，要求地位。对工作失去热情。
第三、干部中存在生产无法领导的思想，缺少领导生产的办法，工作的道路越走越窄。过去熟悉的办法现在用不上了，新的办法又没有。强迫命令吃不开。任务重，完不成就要受批评。领导上光要求完成任务，不帮助下级干部具体解决困难。使下面干部感到压力重，无路可走。
平原省第一次党代表会后，生产工作推不动的根本原因是群众中存在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干部对发展生产的政策认识不明确，又缺乏群众观点，感到没办法，而县、专区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与经验主义，未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致使生产工作陷于无法推动的状态。
二、生产局面是怎样打开的？
今年二月平原省第二次党代表会议的最大收获之一，是比较系统的解决了群众中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贯彻了党的各种政策，安定了生产情绪，解除了对生产发家的顾虑。在干部中，则解决了生产不用领导的思想，肯定了生产必须领导。但接着就发生了“生产如何领导”的问题。因而如何领导生产，就成了打开生产大门的关键。从平原省的安阳、聊城、濮阳、新乡等专区来看，那里对这个问题解决得好，那里的干部情绪就高，苦闷的现象就少；那里对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那里的干部情绪就不高，工作迷失方向，干部苦闷的现象就很严重。但要解决如何领导生产这个问题，主要是转变领导作风，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认真的帮助下级干部，想办法，出主意，解决工作中发生的困难。帮助下级干部发现典型，总结经验，集中群众的创造和经验以指导群众。及时从总结工作中，来丰富领导。这就必须从上到下，加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教育。有事多和群众商量。对下级干部必须具体帮助，解决生产无法领导的思想。学习领导生产的方法，建立面向群众，认真向群众学习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
安阳、聊城、濮阳等几个地区是怎样具体作的呢？这些地方在二次党代表会议之后，一般都是通过了各级党代表会议、各界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等几种形式，由县到村，普遍讨论和贯彻生产政策。批评和处理了一些违法犯纪的现象，表扬了一批比较好的党员、支部、干部。如以聊城地委为例，半年以来，表扬了一百多个党员，几十个支部，处理了二百多个违犯政策的党员，划清了是非界线，各级领导普遍的进行了自我批评和检查，收到了很大的成绩。
一、首先是转变干部作风，提倡面向群众，反对官僚主义。林县县委以该县七区区委会的比政策、比作风、比成绩的三比运动，和该区区长李贵同志的群众路线作风，通报各区组织讨论，普遍展开三比运动。因而使干部的领导作风，有了显著的转变。七区李贵同志经常到地里去，找各种庄稼做标本，到民校给群众讲选种方法，带上喷雾器教群众治蚜虫，在他的影响下，群众每天都从地里带回些禾苗作标本，互相比较、研究，看谁的庄稼好。这种办法，对群众生产情绪鼓励很大。合作社干部也带着农民生活必需品下乡，得到群众的欢迎。
二、坚决贯彻党的各种生产政策；和各种违犯政策的现象，展开坚决的斗争。从深入宣传生产政策上，发扬民主，发动群众监督领导，监督党员和干部。对过去违犯政策，脱离群众的错误，各级领导干部都普遍的作了自我批评，对改变官僚主义作风，作用很大。这样，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党员干部开始掌握了生产政策。林县三区石家庄党员任加法和支部委员王来成等，侵占群众小柏树，经纪律检查委员会检举，除党内外分别予以处分外，并在群众大会上承认错误，同时通报全县教育全体党员干部。曹家沟党员吊打群众，也受到处分，并当众承认错误。这就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为了纠正互助中不等价不两利的现象，林县七区在夏收夏种前又进行了对互助组的检查，对违犯自愿两利精神的，则予以纠正。同时也发现了许多执行政策好的村庄，和好的互助组。聊城专区群众写了许多信，有些是写给地委的，有的写给毛主席，都交由纪律委员会或领导机关派专人负责调查处理。也有些群众直接找地委谈，这些问题都得到重视。
三、运用活的典型，教育干部和群众。林县在各界代表会上，吸收了各种劳动模范参加，由他们作典型报告，讨论了夏收、夏种、除虫、田间选种、浸种、互助等工作。八区开代表会时，把开会的地方选择在全区生产最好的村子，代表到后，先到地里参观庄稼、牲口、油房、合作社等，并介绍该村生产致富的经过。十一区在各界代表会上，用浸种和不浸种的两种麦子作比较，宣传浸种的好处。由于采用了由英雄模范报告典型经验，进行实际参观，展开了比庄稼、比劳动、比技术，贯彻了生产政策。
四、提高干部的领导能力，加强政策思想教育。一种是在每段工作过去以后，通过有计划有意识的总结工作，作干部鉴定。看看那些作对了，那些作错了，并在鉴定表上作个记号。这对恢复干部情绪，提高工作积极性上，有很大好处。另一种是有计划的训练干部。聊城专区各县采用片村训练党员的办法，收效很大。这些经过训练以后的党员，一般都了解了党的生产政策，学到了一些领导生产的办法，回去后积极性都提高了。
五、加强技术领导，注意建立和改进领导生产的专门组织，掌握经济部门。凡这样做了的地方，工作就好。如聊城专区莘县三百多行政村，已有一百八十个村建立了技术研究委员会，每个生产任务到来时，先叫技术研究委员会研究，如锄麦、选种，都由技术研究委员会研究后，提出好处在那里，如何锄法等，提交村人代会上讨论，作出决议后，各代表分头回去传达，宣传动员群众，贯彻决议。安阳等县则普遍建立了试验浸种的小型“农场”，都表现出群众在生产热情提高后，积极要求改进技术，增加生产。林县目前正采用田间训练班的办法，普遍大量的进行技术训练。要求在很短时间内，使广大群众学会锄苗和管理棉花技术。该县计划经过这一运动，短期内训练十万群众学会锄苗和管理棉花、除虫等技术。其办法先由技术委员会研究后，吸收二三十个青年、妇女，到田间去，实地教他们如何锄地和管理棉花，一边做，一边教。然后通过他们回去，教互助组的或自己的家里人。上午学会，下午就可教给别人。这个办法在工作有基础地区，是可以推广的。聊城专区各县，也有利用县人民代表会或区代表会上，展览优良品种，新式农具，除虫等办法。莘县并在人代会上，宣传推广优良品种，举行片村实物展览，提高技术。
平原省在二次党代会以来，在掌握政策，加强领导，转变作风，提高与改良技术等方面，在解除群众思想顾虑和干部生产领导思想上，都有相当成绩。但是还不普遍，还只是开始。在大部分地区和干部中，生产领导还未完全解决，自流状态还很严重。还有形式主义（如有部分小农场）和强迫命令（如生产竞赛中某些村不是群众自愿）的现象存在。目前生产工作已有了某些成绩和创造，但还不巩固，不深入。各级领导对组织起来，生产发家的方向不明确，还须今后更加努力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