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回忆录的杂感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关于回忆录的杂感
柯安
十年内乱的阴霾过后，祖国的大地充满春意，包括各种回忆录在内的文史百花，开放得更加繁茂和鲜艳了。
现在，人们欣喜地看到，许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老一辈的文艺作家、学术界人士，都在奋笔直书，把他们的丰富的经历和经验写成回忆录，留给后人，传之后代。这将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说在组织和撰写回忆录这件事情上，也有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的话，那末，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要及时撰写，抓紧“抢救”。这两句看来似乎平淡毫无新意的话，在我来说，则确实是有感而发的。这里不妨举出一件事实为证吧！
1961年10月，在武汉举行过一次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那次会上，除了有几十位研究辛亥革命的历史学者参加而外，还有好几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如吴玉章同志和李书城先生等等。吴、李两位老人，在发言和讲话中，谈起他们亲历的革命活动，兴致勃勃，述说往事，如数家珍。吴老还出版了他的长篇回忆录《辛亥革命》。也就在那一年，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经过事前的充分准备，大力组织，及时出版了六卷《辛亥革命回忆录》。如今，时过二十年，今年10月，又在武汉举行了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的规模比二十年前那一次扩大了。提交讨论会的学术论文也更丰富多采了。然而，抚今追昔，也有一些感慨，在今年的讨论会上，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竟无一人，回忆辛亥革命的文字也没有一篇。这也毫不足怪，回忆七十年前的革命往事，至少应该是九十岁左右的人，人活到九十岁就很难得，年到九十而又能记忆清楚，述说往事，那就更属难上加难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在今天还觉得是很近、很清晰的史事，一转眼就会变得遥远、模糊起来。以近代的重大史事而论，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六十二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五十四年；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四十四年，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已经过去了三十二年。现在，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已经寥若晨星了吧！而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变化的迅速和深刻，革命斗争的激烈和复杂，要超过以往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
现在，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政协，正在大力号召和组织一些老干部、老专家、各界人士撰写回忆录，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远见的措施。在期待回忆录的写作出版出现更加繁荣的局面的同时，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写回忆录是否要受年龄、健康条件乃至所谓“资格”、“经历”等等的限制。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仿佛只有德高望重的名人或者丧失正常工作能力的老人，才去写回忆录。至于“年富力强”的在职干部，倘若有谁写起回忆录来，就可能被看做是“不务正业”、“想出风头”，乃至别的什么什么。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或偏见。我想为保存真实史料和为子孙后世计，不管职位高低、年龄大小、身体强弱，只要确有重要史事可记、重要经历可忆，就不妨趁精力充沛、记忆清晰的时候，在不影响完成分内任务、做好自己现有岗位工作的条件下，把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的重要史事记录下来，以免湮没或者留待日后的人们无可奈何地去“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