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整顿吏治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历史知识

张居正整顿吏治
王 超
张居正是明代一个大政治家。他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进入内阁，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出任首辅，主持军国大政，直到万历十年（1582年）病死为止。为扭转嘉靖以来朝政腐败、财政危机的局面，张居正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吏治的工作。
精简机构，裁减冗官。凡官府职掌分散，张居正便主张合并。如天下钱谷在户部原是分属于13个司掌管，他便采用户部尚书王国光的建议，作了必要的归并，实行了统收统支。当时户部上下公文簿牒繁冗，管理极为不便，张居正坚决实行裁并，“去繁文十三四，时称简便”（《明史·王国光传》）。精简机构必然要裁减冗官，张居正请神宗皇帝下谕“简汰众职”，令两京六部等衙门，四品以上官，俱自陈去留，于是不尽职的官吏多被罢免。这样一来，那些拿钱不干事的冗官冗吏们，一个个再不敢偷懒安闲了。据谈迁《国榷》记载，仅万历九年，即裁中央冗官419人，地方冗官902人。
机构精简了，张居正又进一步划清政府各部门的权限，改变过去因为机构重叠，权限不清，以至“下司观望，不知所守”的局面。他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明确职守，不可越俎代庖，亦不可互相推诿，坚决纠正居其官而不知其职，以及不务正业的毛病。
严格考核制度，加强人事管理。张居正指出：考核官吏，乃天下向背所系。他坚持，凡京官及外官，必须三、六年考满，“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免。结合考满制度，他又详细制定了官吏的考察制度，一为定期考察，二为随事考察，三为访察告诫。他指示吏部，凡因循守旧、虚报矫饰之官，虽浮誉素隆，亦列下考免官。
此外张居正还强调加强人事管理。他学习唐太宗的方法，把内外文武主要官员的姓名、籍贯、出身等书于屏风之上，放在文华殿，便于皇帝朝夕省览。居官者亦知其名常在皇帝左右，贤者自励，多建事功；不才者兢兢业业，不敢为非。明代用人最重资格，张居正坚决主张打破资格论。他向神宗建议：今后用人，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贤能又有经验者，可以破格任用。既用一人，就要信任他，给他充分的权力，支持他工作。张居正说：“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张文忠公全集·陈六事疏》）他用潘季驯治河，“一切给予便利”；他为戚继光撑腰，给以充分的权力。他用人如此专信，所以有本事而有责任心的人，都敢大胆放手去干事，终于取得治绩。
严肃法纪，赏罚必信。既经严格考核，必继之以赏罚，方可确收整顿吏治之实效。张居正认为：“赏罚功罪，须至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后可责其用命”（《张文忠公全集·答蓟辽总督》）。所以，张居正执法，法所当加，虽权贵不避。上自皇亲国戚、百官大臣，下及地方豪强猾吏，一概绳之以法。神宗皇帝想修武英殿，张居正以省劳费而劝阻。万历七年，皇帝因内库缺钱赏用，令工部广铸钱币，张居正以多铸钱币于民不利而劝止。并建议皇帝：凡无益之费，无名之赏，一切裁省，国用自可充裕。他把国家每岁费用数目置于皇帝书桌一角，供皇帝时时省览，做到“量入为出，罢节浮费”。
张居正整顿驿传，规定无论怎样大官，非公事，不得私用公家伕马，犯者治罪。霸道如孔圣公，滥用驿传，虚耗国家钱财，而受到警告。徐阶曾任首辅，张居正进入内阁乃徐阶推荐，但当徐阶亲属对清丈土地进行破坏时，张居正毫不徇私地写信给江南地方官，令其依法推行，有敢阻挠者，“国典具在，必不容贷”，使徐阶亲属不得不有所收敛。黔国公沐朝弼数犯法，当治罪，朝议以其功臣世家，感到难办。张居正一面提升任用他的儿子，一面遣使把沐朝弼缚至北京，按法治罪，监禁于南京。
有人因为感他提拔之恩，给他送礼，他一概拒绝，并劝其“当尽忠竭力以报国家”。送礼者如仍不自爱，居正可就不客气了。他在《答傅谏议》书中说：“屡辱厚惠，俱不敢受。如此，则官职君命，似可交回也！”如果还不注意，必效流俗所为，舍大道而走后门，弃道谊而用货贿，居正“必将言于朝廷，以明己之无私”。这可厉害，谁也不敢再送了。
《明史·张居正传》云：“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嘉靖末年，公府仓储无一年之蓄，张居正执政后，“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可见，张居正整顿吏治的成效是很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