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不开祖国和家乡的群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我离不开祖国和家乡的群众
湖北省鄂城县华容公社文化站 吕克克
我是湖北省鄂城县华容公社文化站站长。1977年底，我出乎意外地接到了侨居在美国洛杉矶市的父亲的来信，得知在美国还有我的一个合欢之家。我心里十分高兴，开始与阔别三十余年的父母亲联系。1979年初，父亲来信正式要求我全家迁往美国定居，并寄来了彩色照片，介绍了家庭设施：一幢塔式建筑的五层楼房，五辆小汽车，还有亭台水榭……。父亲还讲明家庭拥有一笔约200万美元的资产。1980年5月，父亲又嘱咐应邀来华讲学的四叔把我出国的事情落实下来。四叔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当他知道我爱好文艺时，就说：“只要你愿意去美国定居，你父亲可以安排你从事画广告的专业，还可以送你到巴黎学油画；如果你喜欢摄影，我手头就有一部德国‘卡密司’照相机；你喜欢戏剧创作，还可以送你到有关学院深造，还可以给钱让你到莎士比亚故乡去游览参观。”一句话，只要我答应去美国，父母亲会尽一切办法满足我的要求和愿望。俗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怀念年事已高的父母，也想去看看从未见过面的兄弟姐妹。一霎间，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面对四叔和父母的热望，我该怎么回答呢？我回顾自己在祖国怀抱中三十年来的生活，想了许多许多……。
我的家乡湖北省鄂城县华容公社汀桥大队是个农村小集镇，文化生活十分贫乏。
1962年夏天，我初中毕业回乡后，经常把自己看过的新书编成评书故事讲给大家听；逢年过节画些年画送给社员们。我那两间小屋子逐渐成了汀桥说新唱新的俱乐部。一天，大队党支书对我说：“克克，你这个俱乐部办得好呀，这是我们党支部想了好几年就是没有办起来的一件好事。”这话象一股热流暖遍了我的全身，为了把这里的群众文化活动搞得更丰富多采，我把自己的一百多本图书拿出来办图书室；带头自制胡琴、笛子、快板和青年们一起说新唱新。我还组织了业余美术小组在村头巷尾绘“三史”，画宣传画，还组织了一个业余文艺宣传队，经常自编自演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天，我在邻近湾子里演完文艺节目回家，发现大门被封了，外祖母和姐姐被赶出在外，我辛勤创作的文艺底稿被扯得七零八落。紧接着又勒令我退出文艺宣传队，我被打入了“黑六类”，成了受歧视的贱民。正当我心情十分痛苦的时候，共产党员、生产队长吕梅生不怕受株连的风险，把我接到他家住了五天。一些大队“靠边站”的党员干部，经常深更半夜摸来看我、鼓励我。许多群众暗地里给我送鸡蛋、面条。这一切使我在万分苦恼的思索中，确信党是支持我的，眼前的黑暗是暂时的。因此，我更加坚定地参加业余文化活动。我作为一个“编外”队员，留在业余文艺宣传队。白天做些装台、卸台、背道具等不露面的工作。晚上，就帮助宣传队画布景、伴奏。尽管我创作的节目得的奖不许我上台领；群众推荐我参加县群众文化工作先代会，也不让我上台发言；我认为个人的名利是小事，搞好农村文化工作是大事，从不计较这些。1973年12月的一天，我和爱人随宣传队到水利工地演出，小孩丢在家里被狗咬伤了，因为我们俩都担任了主角，当晚不能回家。第二天赶回去，送小孩治伤，花了80多元，我一时拿不出来，只好卖了几件家具。我的一位好友同情地劝我：“克克，你这是何苦啊，劳动不给工分、先进不给你发奖，生活困难无人管，还演个么戏啊！”我心里有千言万语，可是这时我一句也说不出来。尽管环境是这样艰难困苦，并没有动摇我为群众演唱的一颗火热的心。
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文化工作，多年来，我刻苦学习，编剧、导演、表演、伴奏、绘画，什么都钻，现在基本上每一样都会一点了。
有一次，大队宣传队准备排演一个大型现代戏，就是请不着导演。怎么办？我从报纸上看到武汉有个剧团正在上演这个戏，就马上自费赶到武汉，可是票已卖光了。我扒在窗口看演员表演，冒着凛冽的寒风整整看了三个小时。凭自己的记忆，回来终于排好了这个戏。为了学会表、导演，我曾多次拜师学艺，练习翻筋斗，摔得头破血流；哪怕是丢了家务、烂了柴草、荒了自留地也心甘情愿。我为了编写剧本，有时大热天关在蚊帐里写到天亮；有时在月光下写到月落西沉；有时把扁担、膝盖当桌凳，在田头利用休息时间编写演唱材料。十几年来，我编写的各种演唱材料和剧本的草稿，装了有几箩筐。我还画了连环画、宣传画以及其它各种形式的美术作品约一千余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社党委把我调到公社文化站工作。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我和同志们一道，认真选拔、考核文艺骨干，亲自动手做服装、道具，画布景、写海报。在较短的时间内，排练并上演了两出戏。周围公社的社员群众蜂拥而来，成千上万的人汇集到华容公社，震动很大。现在，剧团经过调整，办成为半职业性质，在一年多时间内，排演了十六本戏，演出了一百二十场，基本上满足了群众看戏的要求。
但是，现在农民的文化生活仍然是比较贫乏的，在这方面，我有多少工作要做啊？因此，我恳切地对前来劝我的四叔说：“我爱我的父母，但我更爱我的祖国和敬爱的党，我离不开和我患难与共的父老乡亲，离不开与我相依为命的群众文化事业。”我已下定决心不到国外去继承遗产，而要留在农村从事群众文化事业。
1980年10月，我光荣地当选为县人大代表。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一定不辜负人民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