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研究中的一些不同看法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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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戊戌变法研究中的一些不同看法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却有着很大影响。它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人们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中的一些看法作一介绍。
戊戌变法的目的和性质
关于维新派变法的目的，有两种看法。有的说这次运动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落后的、反动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外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对内要求自由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要求实现君主立宪。有的说维新运动是当时尚处于在野、无权地位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次尝试。维新派和守旧派的斗争，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维新运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把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
关于戊戌变法的性质，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这次从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仅限于少数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的各项变法措施，都依靠以光绪为首的帝党来推行，根本不想推翻封建统治，也不想彻底改变封建统治的基础，由此，完全可以称戊戌变法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改良主义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的一种恶谥，作为维新运动的对立物是封建顽固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维新运动并不是什么“反革命”，所以不能搬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的概念去硬套戊戌年间的维新派和维新运动。如果一定要找出这期间的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那么张之洞、李鸿章以及帝党官僚便是。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进一步指出，戊戌变法为封建专制主义所不能容，从而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镇压，因此，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尚可，说它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是不妥的。
对光绪皇帝的评价
关于戊戌人物的评价，论述较多的是光绪皇帝，存在着三种不同看法。第一种意见认为，光绪皇帝是变法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新政的实际推行者。他在甲午战争后，面对国家危机之秋，力图探索新的统治妙方，“发愤为雄”；在变法期间，积极推行向西方学习的新政，从而成为以慈禧为首的极端反动势力的一个明显的反对派人物。所以，如果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清朝官员，那么也可以说光绪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试图仿效外国来革新中国的开明皇帝。第二种意见认为，光绪年间对外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光绪皇帝是在不平等条约的刺激下，下决心进行政治改革并加速变法图强的步伐的，因而他推行新政是爱国的。但在把中国变向何处去的关键问题上，光绪和维新派有着严重的分歧：他在经济上的改革，主要是革新，而没有除旧；政治方面更不主张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开放民权。第三种意见认为，光绪皇帝不是维新派的领袖，而是洋务派的领袖。光绪同维新派始终是同床异梦。因为在变法期间他并没有采纳维新派的主要政见，所发二百多条上谕中反复强调的重点不外是练兵和筹饷，而这些是洋务派早已提倡和实行过的。他所以那么重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是由于他当时误把维新派当作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康、梁等人在强学会、保国会的活动，使他看到这批人有动员社会力量的本领，他企图通过维新派利用这种社会力量同慈禧太后对抗，并从她手中夺取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
帝国主义同戊戌变法的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有着两种明显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维新派在中国主权不全的情况下幻想依靠帝国主义来变法图强，甚至聘请所谓“客卿”，组织负责变法的“新政部”，那无疑是引狼入室，自投虎口。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同时，他们的言论、行动，很多方面客观上对戊戌变法运动起到了促进作用，他们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所以，对戊戌变法的失败，不能笼统地归结为帝国主义的“不允许”和“破坏”，由此，也就不应当过分地责备维新派对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及其失败的原因
一般说来，对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是加以肯定的。有的认为，它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客观进步作用，更不在于以它的失败证明了改良道路走不通，而在于它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召唤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有的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进步的爱国的政治运动，是近代史上中华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它不仅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冲破了清政府的禁例，初步争得了言论出版、结社等民主权利，正是这次思想解放的潮流为以后的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准备。
关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尽管这次运动得到了全国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但维新派没有组织群众的力量，相反却诬蔑各地的人民起义是“会匪”、“乱民”。当时奔走呼号的多是一些忧国忧民的有远见而无实际权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主张很好，但是他们毕竟是一些势孤力薄的知识分子，靠这几个人的力量担起变法图强的重担，这无异于责蚂蚁以拉大车。另一种意见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尽管有好多偶然因素，如袁世凯告密等，但主要的还是力量对比对变法派不利，反动力量大大超过变法力量。同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腐蚀了变法派自己，丧失了彻底的精神和力量。
（乔还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