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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新收获——五年来少数民族长篇、中篇小说漫笔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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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正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2-01-13
第5版()
专栏:

可喜的新收获
——五年来少数民族长篇、中篇小说漫笔
吴重阳
粉碎“四人帮”几年来,在少数民族文学的花园里,长、中篇小说是开放得最鲜艳的一朵。五年来共发表和出版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长、中篇小说六十余部,一些作品在文艺界和广大读者中受到好评。如《甜甜的刺莓》(土家族孙健忠)、《瀑布》(壮族陆地)、《巨变》(哈萨克族乌孜拉罕·阿合买提)、《幸存的人》(藏族益希单增)、《骑兵之歌》(蒙古族敖德斯尔、斯琴高娃)、《破晓的山野》(彝族李乔)等。长、中篇小说创作的新收获,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入了新阶段。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有着自己发展的独特性。许多民族的诗歌、说唱、叙事长诗比较发达,民间故事也很流行,相形之下,长篇小说创作还处在萌发阶段,虽然出现过蒙古族的古典小说《一层楼》、《泣红亭》等,但是寥若晨星。长、中篇小说创作的真正的兴起和发展,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五十年代中后期曾出现了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上部)、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陆地的《美丽的南方》等较优秀的作品。但是,数量毕竟还不多,直到1966年,总共也只有30多部。粉碎“四人帮”五年来,长、中篇就出了60多部,超过了十七年的总数。这是一个飞跃,它使一些少数民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哈萨克族作者五年来发表的小说就有长篇《巨变》、《深山新貌》(朱马科·比拉力)、《理想之路》(贾哈甫·木尔扎汗)、中篇《争执》(巩盖·木哈江);维吾尔族有柯尤慕·图尔迪的《战斗的年代》和《樱桃园里的宴会》、袒尔东·沙比尔的《阿勃腊勒的风》等。建国以来的很长时间,没有出版过一部藏族作者创作的长篇小说,而在1980年到1981年就连续出版了长篇小说三部,即《幸存的人》、《格桑梅朵》(降边嘉措)、《清晨》(益希卓玛),填补了藏族现代文学史上长篇小说的空白。其他如侗族的张作为、土家族的孙健忠等,都是本民族第一代长、中篇小说作者。
题材的扩大和开拓,是这些作品的一个显著特色。“文化大革命”前,只有很少几个兄弟民族的生活在少数民族作家的长、中篇小说中得到反映,现在更多的少数民族的生活在长、中篇小说中得到了表现。《格桑梅朵》第一次以长篇的画幅生动地再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历程,表现了广大藏族人民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达了藏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愿望。《原林深处》(侗族张作为)描绘的是一直住在深山老林里的苦聪人,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的帮助下,终于走上了光明和幸福的道路。其他如土家族、侗族、满族、维吾尔族、景颇族等的生活,都在长、中篇小说中得到了反映。
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长、中篇小说在历史的深度上也有所开拓。陆地的《瀑布》,以壮族青年韦步平等知识分子寻求革命出路的曲折历程为主线,广阔地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西壮族、苗族地区的生活和斗争,有一定的历史深度。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和玛拉沁夫的《第一道曙光》,都是写“文化大革命”的。前者从一个边远的土家族山寨入手,集中反映我国农村在“文革”十年中的风云变幻,尖锐揭露了林彪、江青一伙极左路线的危害,热情歌颂了党和人民所进行的顽强的斗争和胜利。后者是反映内蒙古在十年动乱中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内人党”假案错案的,它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暴罪行,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员、蒙古族干部和人民在斗争中的坚贞不屈的性格。作品感人地揭示了这种顽强斗争精神,来源于蒙古族人民忠于祖国、热爱祖国的崇高品质。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少数民族长、中篇小说创作的现实性、历史深刻性得到了加强。
毫无疑问,少数民族作家要多写本民族生活的题材,但是,他们也可以写其他方面的题材。五年来,少数民族作家在反映其他民族和汉族生活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如《雁塞游击队》(满族马云鹏)、《金銮梦》(满族李惠文)等。满族作家寒风的长篇小说《淮海大战》,反映了我国解放战争一次最大的战役——淮海战役中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人民战争的威力,表现了总前委成员特别是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领导同志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军事才能和灵活的战争艺术,以及我军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从五年来少数民族长、中篇小说创作中,我们还高兴地看到作者队伍的壮大。五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初已取得成绩的老作家焕发青春,新的年轻作者的涌现,说明了人才辈出、后继有人。如回族的张承志、韩统良,土家族的孙健忠,壮族的韦一凡、农穆,藏族的益希单增、降边嘉措,哈萨克族的贾哈甫·木尔扎汗,维吾尔族的袒尔东·沙比尔,蒙古族的博·桑布等。这些新涌现的作者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起步较高。他们过去大都没有写过长、中篇小说,有的甚至连短篇也没有发表过,但第一次发表长、中篇小说,便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二是艺术上勇于探索,力求采用多样化的表现方法。张承志的《阿勒克足球》、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既有对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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