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精神状态和工作方法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谈谈精神状态和工作方法
本报评论员
当前，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根本任务，一个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个是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搞上去。为了实现这个繁重的任务，应当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方法，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搞上去，把我们的党搞好，非常不容易。原因之一，我们中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大国。原因之二，我们又是一个曾经遭受过严重挫折的大国。不但历史上，而且建国三十二年来，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我们后代的有识之士，回过头来看今天，他们会惊叹我们这一代人和各级领导的艰难困苦。其实，任何一项工作要取得大的成就，都非易事。比如，我们的女排，争得了世界冠军，就实在不容易。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很有名，我们不要只看到他一出台，那么多人为他鼓掌，更要看到他用多么惊人的毅力苦练功夫。人们往往说“一蹴而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就说过，天下的学者，谁不想一蹴而就，一抬脚就到达“圣人之域”呢？实际上没有那个事！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道理，量变质变的道理，研究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可以懂得任何事情的成就，都决不是那么简单。没有艰苦劳动，艰苦努力，办不成任何一件事。当然，办成事情总要有一定的条件，有客观条件，有主观条件。如果客观条件根本不具备，那当然办不成。但是，在客观条件大体上具备之后，主观因素就是决定的了，就要靠艰苦劳动，发愤图强。艰苦劳动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各人自己的岗位上，用在掌握基本功上。比如，打排球就用在苦练打球技术上；搞政治的，就用在认真调查研究上。
关于调查研究，我们有些同志把这件事看得太简单，以为只要把事实弄清楚就可以了。实际上，我们说调查研究，不只是要把事实弄清，还要作深入的分析。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这篇文章中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列宁这句话，讲得很好。我们却往往只是孤立地注意某件事物本身，而不去弄清它的一切联系和一切方面。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是从何而来？“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人，他为什么犯这个错误？这就不能把问题简单化。如果我们不是努力把事情同特定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考察，那么结论就很难准确，甚至可能是错误的，由此作出的处理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所以，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离开现象，只好乱猜，就会陷入神秘主义；但是如果停留在现象上，而不透过现象，更深入地去看本质，就会陷入形而上学。这两个东西都要防止。还是列宁教导我们的，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我们的调查研究，不要以为只要把事实弄清楚就完成了，是要“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当然，列宁同时又说，“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
列宁这段话，毛主席在《矛盾论》里引用过。可是，我们许多同志，往往不记得了。现在我们应该好好宣传。就在列宁同一篇文章里，他还说：“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这个话讲得多好！现在不少同志，处理什么问题，都喜欢要上面先画个框框，框框越具体越好。这种思想方法是错误的。不是说框框可以一概废除，但许多问题不能只靠框框。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调查分析从哪里来？这就要善于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走群众路线。现在我们有些同志不善于走群众路线，只靠少数人坐在房子里面研究。群众路线的作风还没有很好恢复起来。有些问题，召集几十人、几百人，把问题提出来，大家一议，就解决了。有些问题不要只靠少数几个人调查，要拿到群众里面去。不善于走群众路线，是工作方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走群众路线，才能使我们把事情办得比较准确，办得比较快。比如分房子，不要首长去分，也不要党委去分，由职工代表大会去分，把事情交给群众的代表去办。要相信群众是会讲公道话的。但是你不要先使眼色，向人家示意，说领导上主张如何如何，上面来的同志又如何如何。要真走群众路线，不要假走群众路线。只要是真正走群众路线，纠正不正之风也好办。
我们要发扬勇往直前的精神。要敢讲敢做，不要怕得罪人，怕打击报复。只调查、研究、分析，那还是认识世界。我们应当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就要勇往直前。有些同志头脑很清楚，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很强，但他就是不敢讲，不敢做，没有这个魄力，没有这个勇气。我们共产党人是认识世界同改造世界的统一论者。不要患得患失。在斗争中有时会失掉一点东西，但我们终将得到党的伟大壮丽事业的胜利。至于个人，不在话下。
整个说来，现在形势很好。拨乱反正，从指导思想上讲已经完成了。从六中全会起，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要把政治搞好，把经济搞上去，把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形势是好的，还会越来越好。没有信心是没有根据的。要提高信心，改进工作方法，努力搞出一番事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