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恩来同志与代英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追忆恩来同志与代英
沈葆英
案头上放着恩来同志1953年笔录代英《狱中诗》的手迹照片。每当我看到这张珍贵的墨宝，就思潮奔涌，热泪涔涔。透过泪帘，一幕幕感人肺腑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脑际……
我第一次见到恩来同志是五十三年前的事。
南昌起义和广州暴动失败后，代英在香港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负责编辑党刊《红旗》。那时，香港的环境十分复杂和险恶，帝国主义的巡捕和国民党的特务横行，捕捉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住处就曾被武装巡捕搜查过，只好搬迁。搬家不久，代英通知我，党中央在香港将举行一次重要的会议，要我担任这次会议的保卫工作。为了迷惑巡捕和特务的耳目，会议采取办喜事的公开形式，在一栋张灯结彩的公馆里召开。我第一次参加这样重大的活动，心情既兴奋又紧张，特别小心地站在大门口接待“贵客”，眼睛紧张地注视着大街，看有没有可疑的人。这时走进了一位顶有气派的“贵客”，他中等身材，穿着浅色哔叽西装，英俊而又消瘦的脸上，浓眉下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跨进大门时，朝我亲切地点点头，那双大眼睛含着笑。
“这是谁？”我觉得他挺可亲的，正在寻思。代英悄悄走过来，附在我的耳根说：“他就是伍豪！”
伍豪即恩来同志，我虽没有见过，但早已闻知他不少传奇性的故事。代英很敬重恩来同志，每次他和我谈到恩来同志时，总是流露出钦佩和信赖的神情。
现在见到恩来同志，我多么希望能与这位英勇果断的领导人握握手。恩来同志似乎了解我的心情，会议结束后，他象老熟人一样，走到我面前，紧紧握着我的手。我真想和恩来同志说几句话，但当时的环境不允许我这样做，只好目送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
党的“六大”后，我和代英被调到上海，直接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当时，恩来同志是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军委书记。代英任组织部秘书长，各省委书记来上海汇报工作，有时就是由代英接谈。
那时我是党中央机关的机要员，邓颖超大姐是机关的党支部书记。她经常检查我们的工作，领着我从楼下走到楼上，仔细地检查每一个角落。她反复叮嘱我：为了保卫机关和同志的安全，防止特务的破坏，我们应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稍一麻痹和疏忽，就会给党带来巨大的损失。
不久，我们添了一个男孩，取名为希仲。希仲小时总是笑眯眯的，邓大姐和同志们高兴地喊他“小乐天”。恩来同志每次见到孩子时，总是叫他“小代”。有一回，恩来同志抱起孩子说：“小代啊，快点长吧，长大了接我们的班啊！”
1930年春，立三同志的左倾思想逐渐在党内抬头，代英十分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思想对党的危害，首先站出来与之展开了斗争。结果被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调到沪东区，担任行委书记。5月6日，代英不幸被捕，由于他机智地毁了面容，称自己是一个普通工人，叫王作霖，因而没有暴露身份。8月，恩来和秋白同志相继从莫斯科回国，主持中央工作。他们闻知代英被捕后，立三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进行营救，就严厉地批评了立三同志，并迅速组织各方面力量进行营救。后来事情有些眉目了，帅孟奇同志代表党组织通知我，叫我到南京江东门外国民党军人监狱去看望代英，并把他即将出狱的喜讯通知他。
我探监时，趁狱卒不注意，悄悄将恩来同志的问候转告给代英。代英激动地说：“他回来了，谢谢他。”我们为党正在克服左倾错误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代英充满信心地说：“告诉家里人，不要挂念我。我争取早点出去，为家事尽力，我们的家会兴旺起来的。”为此，他订了出狱后的工作计划。
正当党急切地等待代英出狱，让他挑更重的担子时，不料他被叛徒出卖了。1931年4月，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了，他为了向国民党反动派乞求狗命，出卖了代英。蒋介石闻讯后，又惊又喜，立即派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对代英劝降。面临死亡威胁和高官厚禄的引诱，代英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劝降失败后，蒋介石气急败坏地亲下手令，枪杀了代英。
代英牺牲时，我在闸北一个缫丝工厂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当我闻知这噩耗时，悲痛欲绝。我将眼泪咽进肚里，忍着巨大悲痛，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满腔仇恨和愤怒，奋身投入到激烈的斗争中。不久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登陆，占领了闸北。在炮火纷飞中我与党失去了联系。
为了找党，我将儿子送到亲戚家寄养，自己东奔西颠，由上海而武昌，而汉阳，而景德镇，而南通，历尽了千辛万苦。在这段最痛苦的日子里，我是以代英的榜样和恩来同志的教诲来增添自己克服困难的勇气，百折不挠地寻找党的。
1937年初冬，我在报上看到恩来同志在汉口的消息，立即经南通、淮南、扬州、合肥等地辗转回到武昌，通过《新华日报》投书给恩来同志。恩来同志接信后立即回信叫我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我到时，恩来同志因有急事抽不出身，托夏之栩同志接待了我。我在党的安排下，参加了“战时儿童保卫会”的工作。后来，恩来同志和邓大姐接见了我。我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时，刚要启齿便泣不成声了，只好紧紧握着他们的手，用眼泪代替一切语言。
邓大姐拉着我的手说：“葆英啊，这些年你辛苦了。”我拭去了眼泪，向亲人倾诉了自己失去组织的痛苦心情。当我说到自己就如一只孤雁时，恩来同志抚摸着我的肩头说：“你不要太难过了，现在孤雁不是归队了吗？不是回到家了吗？”这时我抬起了泪眼，笑了起来：“恩来同志，找到了你就是找到了党！”恩来同志用爱抚的目光望着我说：“党与你失去联系后，也想方设法寻找你，但一直没有音讯，我还认为你也牺牲了。”我向恩来同志汇报了这五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恩来同志沉吟了一下说：“按照你个人的条件，完全可以找到出路，找到生活，但你不去寻求个人的生活，而坚持找党，这说明你和代英一样忠于党。”过了一会儿，他问道：“小代现在在哪儿？”我回答：“在上海，由四弟恽子强照顾着。”“你给我写个地址，通过组织多照看照看。”（后来我在延安见到希仲，他告诉我，上海地下党常在经济上接济子强弟。）那天我向恩来同志提出恢复组织生活问题。他叫我把这五年的主要经历写一下，后经组织审查，恢复了我的组织生活。从此，我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时我在重庆“战时儿童保卫会”的“直属第一保育院”（罗叔章同志是该院负责人）工作。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我们经常接到国民党特务的恐吓信，扬言保育院有共党分子，要搜查。我们选编的宣传爱国主义的教材，被反动派毁掉。罗叔章同志被迫愤然辞职。在这样情况下，我该怎么办？正当我焦虑不安的时候，接到了邓大姐的信。她写道：葆英妹，我们好久不见了，现在我要离开四川，不知什么时候再见你，特送一点东西给你作纪念。你在最困难的时候可将它们变卖作路费来找我。落款是“大姐”。她送的是一支派克笔和一件绸料旗袍。我接到信，明白是邓大姐叫我立刻去找她，于是便和一位姓张的女同志，连夜摸黑赶往红岩村。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后，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告诉我说：“组织上已决定送你去延安。”延安！是我梦里都想去的地方。我高兴地攥住邓大姐的手：“大姐，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走要等通知，你先在办事处住下来，在医务室工作。”我在办事处医务室工作了大半年，给恩来同志做特别护士，心里充满了春天般的温暖。
1941年深秋，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的安排下，我和办事处的一批家属分乘几辆大卡车从重庆出发，经西安去延安。在车抵延安城，我看到巍巍宝塔山时，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泪如泉涌，心里呼唤着：母亲啊，孩儿归来了。
1943年8月，子强弟带着小妹恽顺芳、希仲和三个侄儿从上海来到了延安。我到交际处见到了分别十载的亲生骨肉，真是悲喜交加。相见时，孩子都不认识我。我淌着眼泪，一把把孩子搂在怀里。这天恩来同志派来了警卫员，牵了两匹马，接我们母子到他的住处杨家岭。恩来同志看到希仲时，亲切地摸着他的头笑着说：“真象代英！”接着问道：“小代上学了吗？路上走了多长时间？”孩子一一作了回答。邓大姐高兴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小乐天吗？长得这样高了。”她牵着希仲，去拜望朱老总、剑英、邓发、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希仲回来后，恩来同志问：“小代，你知道你爸爸是什么人吗？”代英牺牲时，孩子仅三岁，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子强弟为了保护代英留下的唯一后代，一直未将代英的事告诉孩子。孩子懂事后，子强弟也仅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一位英勇的共产党员，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了。但代英的名字却始终没有告诉他。所以恩来同志问起希仲时，孩子只晓得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恩来同志含着笑说：“你爸爸是我党最优秀的党员。他对同志爱，对敌人憎，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他朴实、热情、积极，了解群众，爱护群众，又会写文章，又会演说，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他是我们大家学习的好榜样。”晚上，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将希仲留在他们家里住了一宿，将代英与敌人英勇斗争的事迹讲给他听。希仲瞪大着眼睛入神地听着，他从周伯伯的口中，才第一次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父亲，并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他暗暗下定决心，要为完成父亲以及许多革命先烈未竟的事业而奋斗终身。
子强弟到延安后，富春、林老（伯渠）等同志接见了我们全家，并设宴招待我们。毛主席也在百忙中，抽空接见了子强弟，对他说：“代英是个好同志。”过中秋节时，恩来同志又专门派马接小妹、希仲和三个侄儿到他家过节。恩来同志还亲自安排了子强弟的工作。领袖们对我们一家的关怀，一直温暖着我们的心，激励着我们前进。
全国解放后，我的工作很忙，恩来同志的工作更忙，我们根本没有机会见面。但我时常想念着恩来同志和邓大姐。他们也非常关心我和孩子，特别是恩来同志怀念代英的真挚情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我听说早在1937年夏，恩来同志到南京举行国共谈判时，抽暇去雨花台凭吊战友，他一面走一面口中念着代英、中夏、登贤等烈士的英名。第二天，他和李克农要去国民党军人监狱看望难友和凭吊代英就义地点，后因国民党阻挠而未去成。1950年代英牺牲十九周年时，恩来同志题辞：“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十九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1953年，恩来同志又笔录了代英的《狱中诗》。
在十年内乱时期，我被打成走资派，流放到塞外。当时我已年近七旬，又患乳腺癌方动手术不久，身体虚弱得站也站不稳，还被迫去挖防空洞。在濒临绝境的时候，我不顾一切地给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写了信。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立即出面干预，终于把我调回北京，这是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第三次挽救了我的生命。
现在，恩来同志与代英都已含笑九泉，可以告慰他们的是，我们的党已经科学地总结了建党六十年、特别是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教训，重新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奋勇前进了！
我虽已年逾七旬，算得上“古来稀”之人，但是我感到青春之火仍在胸内燃烧。我决心象恩来同志和代英那样，把一切献给人民、祖国和党，将有生之年为共产主义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