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上一层楼——科学管理的经验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更上一层楼
——科学管理的经验
早在1958年，陕西礼泉县烽火大队的科学种田已经闻名全国。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保京想，农业要发展，光抓种不行，还要抓管。当时他曾提出农业生产要工厂
（专业）化，农业管理要企业化的理想。由于各种干扰，未能实现。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科学管理才从理想逐渐变为现实。
（一）
烽火大队因农活制宜、因土地制宜、因人制宜，建立了以专业承包为主的多种生产责任制，包括小部分包产到户，进一步调动全体社员、全村老小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林牧副工各业全面增产，兴旺发达。
这个大队水利条件好，机械化程度高，工副业和多种经营门路广。大队分别建立了8个专业队、32个专业组、40多个专业户。另外，还把200多亩边远旱坡零星地和河滩地包产到户。这样做，干部、群众各有其位，各尽其责，各显神通，按劳分配，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1981年受灾，粮食不减产，主要是在三夏大忙季节，收麦任务承包给社员，男女老少齐动手，很快就地净场光。灌溉专业组和农机专业组密切配合，抢灌抢种，提前半个多月结束夏播。早种早熟，虽然遭到持续两个月的秋涝，秋粮作物仍然获得好收成。社员王正升是个务菜把式，群众夸他的手脚好比温度计，知地热地凉，啥时种啥不种啥；眼睛如同显微镜，一看菜叶，就知道缺氮、缺磷还是缺钾。去年，他承包了七亩菜地，灾年蔬菜大增产，超产值七百元。烽火队里能人多，人杰地也灵，连过去的拉产田也变成丰产田，社员承包一年，产量就翻了一番。这里的群众还夸队上开了一个“绿色银行”，指的是他们在渠边、路旁、坡上、荒滩植树造林20多万株，已成材的五六万株，还建立了共200亩地的三个果园。
（二）
烽火大队搞好各专业的产值、投资、投工、利润等计量标准，采用内部流通券的办法，促进增产节约，讲究经济效益。
计量标准就是大队给专业组、户、人分别订个杠子（劳动定额）。农工副各业都以前三年的平均产量
（值）为基数，分别确定当年的产量（值）、投资、投工、毛收入和纯利润五大指标，并计算出每个劳动力每天应创造的工值，作为各自的计量标准。大队根据各业五大指标和工值标准，计算出平均工值，作为统一的计量标准。年终分配时，大队从各业上交纯利润总和中扣除公积、公益金，再算出每个工日分多少钱，作为统一的标准工值，最后按照各业和各人完成定额好坏，给予付酬，进行奖赔。
过去，专业组之间、专业组和大队之间，经济往来缺乏必要手续，“满嘴胡子喝拌汤——一抹”。现在不能马虎，大队把当年向各专业组的总投资，印制成相当金额的流通券，一次下发，在本大队内部流通使用。比如，粮棉专业组需要化肥、农药，就用流通券到大队购买；需要机耕、灌水，只要向农机专业组和灌溉专业组支付流通券就行了；还可以雇用本大队汽车送肥、交粮，等等。流通券由大队年终一次结算，节约归己。这样做，手续简便，利益直接，促进精打细算，防止平均主义。
（三）
烽火大队坚持研究和推广科学种田，继续提高农副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作到增产增收。
这个大队舍得花钱出力，搞好科学种田。他们长期同西北农学院、陕西农科分院保持技术协作，派大队主要干部上大学进修，并经常举办训练班，培训农民技术员。多年来，大队支部书记王保京还是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现在全大队32个专业组，都分别订阅了对口杂志。当年的业余农业技术学校已办成科研室，有100多亩固定的试验基地，增添了新的仪器和设备，正进行着二十多个项目的试验，其中部分项目已取得成果，用于大田。玉米、小麦大面积亩产千斤的探索也在进行，小麦远缘杂交试验已到了第十代，颇有希望。科研室成了群众学科学、用科学的问事处，良种繁殖专业组也变为换种站。
盛产小麦、玉米的烽火大队，群众吃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80年秋后，大队推广自己试验成功的棉油“两育两栽”新技术，社员在承包的130亩预留棉田里，抢种一季油菜，一举收获近4万斤的油菜籽，人均吃到8斤菜油。这项技术，是把油菜移栽在预留棉田，收了油菜，又移栽棉花。一些农学家指出：“这是关中地区耕作制度的一大改革，是解决群众吃油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充分利用光能促进农作物增产，也是烽火大队科研的重要课题，早在五十年代就取得重大成果。“以线带面”就是其中之一。比如，在棉花畦梁上套种红小豆，四月种，七月收，不拉蔓，不影响棉花光照，又提高地力，一亩地还多收百十斤红小豆。这两年，实行了科学管理，这项栽培技术也得到普遍推广。此外，关于造林、果树、饲养等方面也进行了多种科学实验。
（四）
烽火大队实行经济核算，合理用人用物，精简非生产人员，节约管理费用，降低生产成本。
精简干部。现在全大队的队、组干部精简了一半，降低管理费用，减少社员负担。
节约投资。大队实行包投资，节约分成归己的办法。农用塑料薄膜过去用完就扔，一年一换，现在用后洗净晾晒，折叠保存，三年也不烂。仅此一项，全大队一年就可节约3，500元。群众还采取许多办法防止电动机烧坏，全大队大小电动机65台，过去每年烧坏十四五台，1981年修理的只有4台。干部说，以往想到的办不到，现在想不到的，群众办到了。全大队水电、农药、化肥、农用塑料薄膜和机械等项费用，近三年连续下降，由11万元下降为6万多元。
压缩用工。现在，每年农业投工比过去减少30％。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大队劝退了20多名年老体弱的社员。他们算了一笔账：全大队65位老汉老婆都退休了，每人每月补贴5元，全年也不过3，900元，却可节省投工12，000个。每个工值以1．5元计算，就是18，000元。老年人退休后搞家庭副业，还可以增加收入。
这个大队生产成本大降。三中全会前三年，平均每斤粮食成本一角三分八、棉花七角八分。1979年粮食成本降为六分八，棉花六角六分。1980年和1981年，粮食成本都是四分二，棉花分别为3角3分和3角。
这个大队还十分注意节省每一寸土地，多方增加耕地。全队新村建筑面积26，500平方米，占地160亩，比老村庄减少近一半。人均住房却由5平方米增加到15平方米。多年来，他们修了两个大坝，挖直了一个河湾，增加土地400亩，他们拉鹅卵石，填上三尺厚的土，已经改造了近200亩，还有200亩正在改造。
（五）
烽火大队结合经济管理，加强思想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克服“吃大锅饭”，又防止“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在农工副的分配方面，要承认差别，又不过于悬殊。比如匠人比普通工收入高些，开汽车、拖拉机的比拉架子车的报酬多些，但要注意适当平衡，教育他们照顾左邻右舍。1980年，大队农械厂适应农村责任制的需要，生产一批小农具，完成包产（纯利润）14，000元，净增6，000元。如果超产全部纳入当年分配，人均收入将高出从事农业生产社员收入的一倍半。大队动员他们从中拿出一部分钱购买谷物膨化机，用于扩大再生产，妥善解决了农工副分配悬殊过大的矛盾。
增加公共积累，不断提高集体福利。大队的总收入虽然年年增加，但是他们不主张个人分配过多，而是适当控制。三中全会后，社员分配收入增加了三分之一，每年都控制在一百五、六十元左右。实际上社员得到的实惠还多（约为230元以上），因为大队设有集体福利专业队，不断发展集体福利事业，除统一给社员盖房子（80％的户每户6间，20％的户每户4间，另外还有厨房，工具房和贮藏室，价值三、四千元，而本人只投旧材料折价四、五百元，其余全是大队投资），医疗、入学半免费，幼托和妇产费全部公费外，社员购买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架子车和一些大家具，队上还补贴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仅此一项，三年共补贴七万八千多元，平均每户补助300多元。现在全队每户都有自行车、缝纫机、立柜，80％的户有电视机、沙发。1980年全队银行存款35万元，多数户存款在千元以上。公共积累也从110万元增加到170万元，扩大了大队的工副业，现在大队有六台拖拉机、三部汽车和大量农机具。
他们很注意提倡互帮互助，照顾五保户。全大队三个五保户，每人每月给50斤口粮，发十元零花钱，每年单衣、夹衣、棉衣各换一身，两年换一次棉被。担水、磨面、看病等都有专人负责。
他们把本队生产计划同国家计划结合起来，处处考虑国家利益。在种棉收入减少的情况下，社员仍然保证国家下达的种植面积。年年超额完成粮棉收购任务，去年粮食超过任务两倍多，棉花超过任务50％。间伐的树木，除社员自用外，全部卖给国家。他们每年换给各兄弟社队的小麦优良品种就有两三万斤。去年他们还为宝鸡灾区捐粮一万斤和衣物400件。
这个队社会风气很好，没有什么歪门邪道，因为党支部作风正，党团员的模范作用比较好，领导干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支部书记王保京1971年就被吸收为国家干部，先后当县委副书记、书记和地委副书记，但一直坚持不把自己和家庭的户口转到城市，每年都坚持三四个月时间回大队劳动，却不分队里一个钱，连自己的口粮也按商品粮价格向队里交钱。大小队干部、党员多年来所遵循的一条原则就是：坚持参加劳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例如迁住新居，分配蔬菜、水果，补贴社员购买自行车、缝纫机、沙发、电视机等等，总是先群众、后干部。在新村陆续建成中，都是先分给社员，大队干部是最后搬入新房的。
好党风带动了好民风。如今烽火大队到处洋溢着大干“四化”的热情和活力，洋溢着爱国家、爱集体、遵纪守法、团结互助的良好风气。
本报记者 姜卯生 张安南（附图片）
烽火大队新村一瞥。 本报记者 安克仁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