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书评

评《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
乔还田
苑书义、胡思庸等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1840至1864年间中国如何遭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以及随之引起的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对外态度等方面变化的学术著作。和已经问世的同类著作相比，本书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首先，作者不囿成说，勇于探索，对一些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有启发性的观点。比如，通过对清代闭关政策的深入分析，作者否定了过去人们把清政府对外国商人的限制条例当作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这一习惯说法。他们认为，清政府对外商的严格限制仅仅是闭关政策的一个侧面，闭关政策的核心应是对国内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政策，如限制国产货物出口，禁止中国史书出洋，不加分析地视西方制造品为“奇技淫巧”，等等。作者还进一步断言，正是这些政策的施行，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从而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对龚自珍的评价也颇特殊。作者指出，龚自珍思想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对当时极端的皇权专制制度、昏庸透顶的官僚政治的无情揭露和严厉批判。他对时政的有力抨击，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但就他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改革主张而言，如扩大和增强官僚的权力、强化封建宗法制度的“农宗”思想等，其主导方面是落后的、倒退的。因此，对龚自珍“实在无法评价过高”。关于“天京变乱”的性质，作者不同意过去流行的是地主与农民间剧烈的阶级斗争在革命领导集团内反映的说法，认为这是一场太平天国领导人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因为从建都南京起，太平军领导人的革命进取精神和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都逐渐减退，代之而起的是踌躇满志和对权势、奢侈生活的追求。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正是随着杨秀清权力欲的不断增长而日趋尖锐化，结果酿成一场无法避免的变乱。
其次，加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些薄弱环节的分析探讨。一般说来，在同类学术著作中，关于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思潮和太平天国的各项制度政策的论述是比较薄弱的。本书作者则下了相当的功夫，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思想变化以及太平天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
《天朝田亩制度》、“照旧交粮纳税”、“天朝圣库”、诸匠营和百工衙、商业政策、妇女政策、文化政策、对外关系等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应该说，作者对这些问题是作了认真分析的，既看到它值得赞扬的一面，也指出它不足的一面。如对“天朝圣库”制度，认为这种人无私财、大体平均分配的供给制，在革命战争初期的军队是行之有效的，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建都南京以后把它视为普遍规范而强制推行于社会，就侵害了工商业、中农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因此，它遭到广泛的不满和抵制是毫不奇怪的。
再次，注意了新材料的发掘和引用。就引用史料而言，本书是比较丰富的。作者的每一个观点，都是言之有据的。但是，更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在叙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和揭露十九世纪中叶沙俄鲸吞我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的罪恶行径时，不但博引了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新资料，而且还采用了一部分中文未刊本、抄本以及外国人所写的回忆、游记、外交文书中的文献。毋庸置疑，这些新材料的发掘和引用，将为史学界进一步研究问题提供不少方便。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一些不宜在正文中叙述但又是史学界经常争鸣的问题，大都在注释中说明自己的不同看法；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简历、军政制度、文化思想等专用名词，也在注释中加以介绍。和前几个特点相比，这个特点也许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是有必要加以肯定，因为它既便于一般读者查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本书的学术性。
当然，本书尚有不足之处。从全书的体例来看，尽管作者力图对近代中国初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诸方面作综合性的探究，但仍未突破写政治史、战争史的旧框框。还有，由于是集体写作，在文风和布局上，是有缺点可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