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过副刊编辑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答读者问

我作过副刊编辑
吴祖光
问：上海新民晚报复刊，副刊“夜光杯”亦恢复。听说您过去编过这个副刊，请介绍一下经过，并谈谈您的经验。
答：1944年是抗日战争的末期，我从成都回到重庆不久，当时在四川成都和重庆两地很有影响的民营报纸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先生来找我，委托我去邀请在大后方文艺界、尤其是戏剧界负有重望的夏衍同志为他的重庆版新民晚报主编一个副刊“西方夜谭”。我去找到夏转达了陈的想法，接着便同铭德先生一起去拜访了夏衍同志。
为了尽可能占领一切宣传阵地，扩大争民主、争自由的影响，夏衍同志毫不犹疑地当即接受了铭德先生的要求。但是他又提出，由于自身的工作安排，他只能做短期的编辑工作，不会超过一两个月的时间，这样就使铭德感到失望了。他们很快研究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在夏公离开之后，由我来接替“西方夜谭”的编辑任务。我当时认为自己干不了，原因是我从来没有干过这一行，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后来商定了，我去做夏公的学徒，学会编报的技术，然后把“西方夜谭”接下来。
人们走上生活的道路，一般就不能离开报纸了；因此对这个未曾做过的编报工作，我是深感兴趣的。我在重庆的住处，和夏公同在一个小山坡上，两三分钟便可走到；在那几个午后我都是诚心诚意地坐在夏公的卧室兼办公室、会客室的小凳子上，看他怎样编报：选看来稿、画版面、看清样、补空白、做最后的校对……几天之后大致掌握了要领，一个多月以后我就接编这个“西方夜谭”了。我首先裁了一个硬纸片做了一个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为计算字数用的小尺子，这是副刊编辑最需要的一个工具。
这个副刊我大约编了一年多一些。这段期间我发表的稿件中，1945年11月14日的毛泽东同志《沁园春·雪》引起了全国范围的震动，影响极大。另一次给报社造成一个重大危机的是1946年我离开重庆，到上海接编上海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在1947年2月20日发表了一篇署名来稿《冥国之歌》，是一首步《国民党党歌》、也即当时的国歌原文词韵，改动一些字句，极为尖刻地讽刺国民党扼杀民主、掀起内战、残杀人民的反动政策的。这首歌大大地刺痛了国民党反动派，报社被勒令停刊，还要“交出作者进行公审”……作为总经理的陈铭德先生到处奔走求情、想方设法，最后以登报认罪道歉，停刊一天了结。
日本投降以后，新民报发展很快，分别在成都、重庆、南京出版日报和晚报，又在北平出日报，在上海出晚报，共计五社八报，规模和影响之大均为中国新闻史上所罕见。值得称道的是报社主持人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对新闻事业的巨大热情，白手起家，惨淡经营。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期间，尽管不得不经常处于无可奈何的俯首听命状态，但却别具一种执拗的百折不挠的追求进步的精神。在这个五社八报的编辑人员中大胆地招揽了许多当时社会上知名的进步作家参加编辑和撰稿工作。也正由于此，这两位老板就经常要应付各报此起彼伏的文字之祸；到处磕头作揖，救火弭灾，焦头烂额，疲于奔命。于今回想当时，象上面类似我闯过的那些大祸小祸实在难以计算。而我们这位陈老板，受了国民党那些巨公党棍那么多的训斥、责难、威胁、夹板气，却从来没有向他的这些伙计们撒过一点气；充其量也只是哭笑不得地、甚至象是“哀告”一般地要求伙计们：“小心一点……”
全国解放前夕，新民报终于难逃厄运，各地报社被停刊、捣毁、逮捕、查封……接踵而来。在这之前，我已于1947年的秋天被迫离开上海，去香港从事电影编导，永远结束了仅仅两年的报纸副刊工作。
在两年的副刊编辑期间，有时为了结合时事，有时为了临时抽稿、改稿，有时为了弥补由于多种原因而发生的版面空白，象当时所有副刊编辑那样，我写过不少的小品文、散文，大都是临时随便署一个化名，现在都不记得了，也找不到了。
也和当时许多副刊编辑一样，一个每天出刊，占报纸大半版的副刊：选稿、写稿、画版面，最后还要校对一次清样，都由一人独立完成。个人单干可能会有粗疏、失误之弊，但也有一个好处，即不必反复商量，只能当机立断；因此效率快，责任分明。这是我看到现在处处人浮于事，因之办事拖沓，迟疑不决，实在叫人着急而想起的。
我的经验不多，自然成绩也不多，实在不足为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