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道路·人生观——关于塑造当代青年形象的一个重要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理想·道路·人生观
——关于塑造当代青年形象的一个重要问题
仲呈祥
提要：准确地表现当代青年的理想信仰、探索道路和人生观念，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近几年来，许多作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地、辩证地、发展地来认识青年，塑造了不少胸怀远大理想、坚持正确道路、具有革命人生观的先进青年的典型形象。但是，在表现青年的理想、道路、人生观这个重要侧面上，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有的作品所肯定的理想信仰，不过是一种脱离社会革命的道德的自我完善；所肯定的探索道路，实际上是一条脱离人民群众的道路。作品对这样的理想、道路、人生观流露出欣赏之情，是不对的。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正确地认识和反映当代青年的生活历程，热情地塑造具有革命理想和科学的态度，有高尚的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先进青年形象，是新时期文学的光荣任务之一。这里想联系当前某些青年题材作品的得失，就塑造当代青年形象的一个重要侧面——如何描写他们的理想信仰、探索道路和人生观念，谈点粗浅看法。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特点。我们这一代青年，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他们是从十年动乱中走过来的。一方面，动乱的岁月，不可避免地给他们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使有的青年信念动摇、思想消沉；另一方面，这也促使更多的青年观察人生，在思考中觉醒，在逆境中奋进。这一代青年又生活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新时期，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理想，在召唤着广大青年；另一方面，十年动乱的后遗症、旧思想和旧习惯势力以及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影响等各种社会思潮，泥沙俱下，也必不可免地会给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和生活道路，打上深刻的烙印。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和历史环境，决定了当代青年精神面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但是，历史的进程清楚地表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已经成为中国当代青年精神面貌的基调、生活道路的主流。因此，我们的作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地、辩证地、发展地认识青年，努力塑造出胸怀远大理想、坚持正确道路、具有革命人生观的先进青年典型，使广大青年能够从中看到自己这一代作为丑恶事物的埋葬者、历史道路的开拓者的坚实形象，从而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振奋精神，医治创伤，面对现状，扫除障碍，推动四化大业胜利前进。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读到了一些描写青年题材的好作品。这些作品，不少出自青年作家之手。青年作家作为当代青年之一员，其创作的准备期，与同代青年的命运、遭际相联系；其创作的发轫期，与同代青年的思考、觉醒相呼应。他们写同代青年，有切肤之感，真切动人。他们的笔触，较早反映的是动乱岁月里的青年生活。这方面，一些偏重于描写那时青年如何堕落、犯罪、受辱、自杀的以悲叹为基调的作品，虽然自有其意义，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已经或正在逐渐为人民所淡忘。而基调高昂、促人奋进的篇什，却至今仍在广大青年中传阅。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便是一例。小说塑造了柯碧舟这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形象，生动地记录了他所度过的那段虽蹉跎流逝、但很有意义的岁月，真实地展示了他所走过的那条虽坎坷不平、但奋进向前的道路。他的理想，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党和人民的哺育下，在与农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上，在同生活中的消极面不断斗争中树立起来的。他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下乡后纵然好好劳动，也仍然遭到血统论者的“白眼，蔑视，讥诮，甚至侮辱”。不平的待遇，使他一度消沉，丧失了理想。只有当他真正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后，他才看见了生活的希望和前途，懂得了人生的真正价值。邵大伯的教诲，拨亮了他灵魂里理想的火花，使他决心“把自己的青春，与祖国、与人民、与集体利益联系起来”。他同乡亲们一起，想方设法，卖竹造纸，为大队谋福利；四处奔走，自力更生，为大队安装小发电站。他感到，理想在召唤着他，未来在拥抱着他。他象一艘鼓满风帆的船，在逆境中奋进，为真理而战，为建设新农村而战。柯碧舟在与群众结合的道路上逐步树立远大理想的形象，拨动了广大有为青年的心弦，点燃了他们纵使在蹉跎岁月中也终未泯灭的理想之光。
文学总是跟着生活前进的。四化建设的战鼓，催促许多青年作家自觉适应时代的需要，从“伤痕文学”中走出，把创作的主要视线，转向了描写四化建设中的青年生活。笃信“让别人去作生活的骄子吧，我们的使命却永远开拓”的青年作家陈建功，就是紧随生活的前进，切着时代的脉搏，不断地在新作中提供新的青年形象的。他在短篇小说《飘逝的花头巾》（载《北京文学》1981年第6期）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昔日在逆境中奋进的青年，为什么有的在新形势下反而落伍了？青年奋斗的支点，究竟应该是什么？小说中的沈萍，在逆境中“不认熊，也不认命”，发愤攻读，考上了大学，但她奋斗的动力，不过是要“让人刮目相看”。所以，当她果真由边远小镇进入堂皇学府后，一方面，感到满足了；另一方面，随着环境的变化，在“社会浊流”侵蚀下，又产生了新的“敏感和悲哀”——怕别人挖苦自己“土”，为自己与名人、教授无特殊关系而自卑。于是，她想方设法攀附名门，拚命“钻进那个小圈子里去”，以致锈蚀了灵魂，付出了少女的贞节。显然，她的吃亏，正在于奋斗的支点不对：不是为人民，为振兴中华，而是为个人，为虚荣。小说中的另一青年秦江，虽然先前在逆境中曾一度颓丧，但新生活的钟声敲醒了他。他从沈萍的悲剧中吸取了教训，决心象许多同学一样，“在振兴中华的激流中找到新的奋斗支点”。沈萍与秦江这两个形象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了当代青年的奋斗支点问题——实质上就是青年究竟要不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的人生观的根本政治方向问题。
如果说，陈建功笔下的秦江，对于只有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才能真正战胜“社会浊流”这一真理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认识，那么，蒋子龙笔下的解净——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载《当代》1981年第4期）里的女主人公，则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这位“文革牌”的新干部，世界原来在她眼中是单一的“红”色。十年动乱之后，她发生了“痛苦的思想裂变”，从“空对空的虚幻”世界落到了现实的大地上。她决心“从头学起”，重建人生信念。作为汽车队的副队长，她从实践中否定了那种脱离实际、形式主义的所谓政治工作，而沉到基层，钻到群众中去，闯一条新路子。她拜群众为师，不但以惊人的毅力，学会了开车，而且在“八卦图”的基础上制订了科学的“运输队经营管理考核标准”，真正由外行变成了内行，从而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群众的灵魂里，使涣散的车队大为改观。唯其如此，她既能在“社会浊流”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又能令众人服膺，“悄悄地在影响着她周围的人”——纠正了颇有才智，但玩世不恭的刘思佳的偏颇，启发了把享乐主义当作人生信条的叶芳，感化了精神高度空虚、流氓习气浓厚的何顺……。解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又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品格，正是新时期时代精神的体现。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启迪生活中的“思考的一代”懂得：脱离了人民群众四化建设的实践，闭门思考，没有出路；只有投身于人民群众建设四化的洪流中，思考社会，开拓人才，才有出路。
此外，受到广大青年欢迎的青年形象，还有徐怀中《西线轶事》里的刘毛妹，李斌奎《天山深处的“大兵”》里的郑志桐，周克芹《山月不知心里事》中的容儿以及电影《沙鸥》里的沙鸥，等等。这些青年形象塑造成功的共同经验证明：准确表现当代青年的理想信仰、探索道路和人生观念，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写好了这一重要侧面，才能充分体现先进的思想、时代的精神和历史的趋向。而“只有那些在强大而蓬勃的思想影响之下，只有能够满足时代迫切要求的文学倾向，才能得到灿烂的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
无庸否认，当前某些作品对青年形象的塑造，也正是在这个重要侧面上，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为说明问题起见，这里想以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载《十月》1981年第1期）为例，作些分析。
这个作品，试图通过男女主人公李淮平和南珊，由“春”（十年动乱前的中学生活）的发萌，中经“夏”（十年内乱初的红卫兵运动）的狂热和“冬”（十年动乱中的下乡、当兵生活）的严寒，最后到“秋”（“四人帮”覆灭后）的成熟的全过程，来展示当代青年心灵的创伤和思想性格发展的轨迹，表现当代青年的理想信仰、探索道路和人生观念。这个立意，当然是好的。但是，读完小说，我们感到：李淮平和南珊，有幸在动乱中窥见了人生，却不幸在动乱中失去了系统学习的良机，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历史知识贫乏、群众观念淡薄。他们思考生活，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往往失之于偏激和片面——纵的方面，缺乏历史感，不自觉地重蹈前人覆辙；横的方面，群众观念差，看不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力。小说在表现他们时，看来作家对这类青年的上述弱点没有吃准吃透，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有意无意地错把这些弱点当作优点加以褒扬，从而使整个作品的思想倾向发生了严重的偏差。
先看小说所肯定的理想信仰。李淮平和南珊思考的结果——“秋实”是什么呢？是追求一种“至善至美的人格”的理想，而达到了这种理想境界即具有这种人格的楷模，是南珊那曾当过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爷爷。南珊说：是爷爷“身上的沉着、渊博、深思、宽厚和乐观等美德”，使她“从那根深蒂固的自卑中解脱了出来”，决定了她的“发展方向”。李淮平对南珊爷爷的人格，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把十年动乱的祸根，一概归咎于人们缺乏追求这种“至善至美的人格”的理想。这是种什么理想呢？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脱离社会革命的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它并不是南珊们思考后的新发明，而是西方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早就鼓噪过的并已为历史证明了行不通的东西。为了追求这种理想，南珊宣称自己信仰宗教。她认为：宗教并不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充满了理智的信仰”。她沉醉于靠宗教来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说自己“深深地爱着”上帝这个“虚幻的神灵”，因为人的“生命和命运都受过他仁慈的扶助”。身为共产党员的李淮平，也说什么南珊心中的信仰里“蕴藏着多少丰富的知识，在这些知识的底层，又贯穿着多么深沉的哲理”。难怪他们都把南岳长老尊为信仰弥坚的典范，看作是能为他们“指点另一个世界”的圣人。作品赞赏的这种理想和信仰，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当代青年来说，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是唯物，还是唯心？是真理，还是谬误？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再看小说所肯定的探索道路。如前所述，既然李淮平和南珊追求的是一种脱离社会革命的自我道德完善，所以他们的探索道路实际上是一条脱离人民群众的道路。虽然，动乱的风浪从不同的角度冲击了他们，使他们从中领悟了人生的不少真谛。但他们总觉得世事浮沉，前途未卜，因而总是随遇而安，消极被动。在他们的心目中，好象只有社会对他们的不平，而没有自己作为当代青年所应对祖国和人民尽的社会职责；只有南珊爷爷、南岳长老一类超群的圣人，而没有同他们一起生活、工作的人民群众。他们口口声声斥责“庸夫俗子”，似乎人皆浑噩，唯我独清，把自己摆到了孤芳自赏、超然于群的境地。他们的心，离人民的心甚远。这种脱离人民的探索道路，是绝对没有出路的。长老欣赏他们，不足为怪，因为果真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站在前面向他们招手的正是这位长老。“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看来，鲁迅的名言，并未为他们所记取。小说对他们的这条危险道路客观上流露的欣赏之情，是不对的。
总之，这篇小说在肯定当代青年应具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念上，是存在严重失误的。指出这点，丝毫不意味着反对在作品中表现南珊式的有弱点的青年。相反，应当看到，这类青年的出现，是现实社会发展的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它是当前那种轻视革命理论、脱离人民群众的错误思潮对青年一代影响的结果。批判和战胜这种错误思潮，帮助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一代自觉抵制这种思潮，是思想战线包括文学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人民的作家，应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塑造这类青年形象，褒其所长，贬其所短，以帮助青年从中得到教益和领悟，树立远大理想，坚持正确道路，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生活中这类青年的存在，并热情加以引导。但万勿偏爱他们的带根本性的弱点，一味肯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肯定这篇小说的作者的创作才华和试图概括这类青年的主观努力时，更应当实事求是地对这种努力作出科学分析，严肃指出其得失，以利于创作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