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得到的教训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在外国报刊上

从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得到的教训
〔美〕菲利普·蔡德曼
编者按：在中国留学的美国青年约翰·蔡德曼因患病毒性脑炎治疗无效，不幸死亡。美国《华盛顿邮报》1月24日刊登的芬克尔斯坦的文章：《从一个美国人致死得到的教训》，利用蔡德曼之死进行反华。1月31日，该报又刊登蔡德曼的父亲菲利普·蔡德曼怀着沉痛的心情写的题为《从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得到的教训》的文章，说明了事实的真相。现将后一篇文章摘译于下：
我的儿子约翰·蔡德曼当他在中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过程中，在他20岁生日（1981年9月26日）那天得了病。1月3日（1982年）在约翰·霍布金斯医院死去。
现在，当我写下“他死去”这几个字的时候，我仍然感到悲痛欲绝，也许我永远会有这种感觉。以他的死作为题材写文章发表，的确使我有一种异样的感受。尽管数以百计的人参加了挽救约翰的生命的斗争，数以千计的人了解这件事给我带来的严峻考验，但是一个孩子的去世毕竟纯属私人的事情。
因此，当在上星期天的《华盛顿邮报》上读到戴维·芬克尔斯坦的文章时，我不胜惊异。我从来没有会见过这篇文章的作者，也没有同他谈过话。据说，他是“纽约的一位作家”，五年以前，他是“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我并不是要对他拿我儿子的死写文章的权利、或是《邮报》发表他的文章的权利提出异议。考虑到这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考虑到事情本身的准确性，作者向死者的家属进行一些联系是理所当然的。而一个报纸至少也应该关心作者是否进行了这种联系。我写这篇文章，也不是为了反驳芬克尔斯坦所谓的事实，虽然可以反驳的东西是不少的。相反的，我勉为其难地重新揭开我生活中悲痛的一章，是因为作者坚持认为要从这个插曲中得出“更深的意义”、“教训”，而我认为他所谓的“更深的意义”、“教训”是与约翰·蔡德曼的死——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他的一生——所留下的启示根本不同的。
作者的成见是一目了然的。1979年9月10日，他在《纽约人》杂志发表的文章：《解冻的时刻：一个逍遥自在的记者》，罗列了一些中国人对他们的政府的不满。他现在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文章与1979年在《纽约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观点完全一致，甚至有些句子竟是相同的。
《从一个美国人致死得到的教训》企图把我的孩子的患病与死亡纳入预先形成的理论。我认为那种理论与事实是格格不入的。
作者的理论是：约翰·蔡德曼的死是可悲而不适当的中国医疗制度的后果，中国当局阻挠美国医疗专家入境并且造成把病人接送回国的困难。作者在结论中说，处理中所发生的种种问题，都是与以下事实有关的：“尽管人们胡说什么中美两国关系已经‘正常化’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但是，约翰并不是由于护理不当或医疗设施不卫生而致死的。他死于病毒性脑炎。一方面，他在中国当然比在美国有更多的机会染上这种疾病；另方面，在中国他死于酗酒的司机、持枪行劫的强盗之手的机会就少得多了。早些时候，同我们一起去中国旅行过的朋友迈克尔·哈尔伯斯坦博士平安地返回华盛顿以后，在他自己住宅里被一个窃贼开枪打死了。
全世界的专家现在都认为病毒性脑炎是不治之症。即使我们在他得病后几分钟之内把他送进约翰·霍布金斯医院，也不会有不同的结果。在我的儿子已经陷入昏迷状态期间，我实际上在北京传染病院呆了几乎一个月之久。我对中国医疗体系的缺陷感到不安。可是，我的儿子并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致死的。
他的死是由于一开始他就没有受到预防这种疾病的保护。如果制药公司制造了预防这种疾病的疫苗，如果美国政府推荐了这种预防注射，这种保护是可以得到的。
在缺乏有效药物情况下，中国医生、护士所提供的特别护理，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医院。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心尽意护理我的儿子，他们的献身精神、善意与任何美国医院相比较并无逊色。中国医生十分了解他们对美国已经习以为常的特别护理还很缺乏经验。的确，象只有目前这种经济地位的中国，能够
（或者说应该）象我们那样花钱，那倒奇怪了。他们竭尽了自己的能力，他们并没有故意妨碍美国专家的援助，他们对新的想法、先进的方法和设备表示欢迎。在北京给我儿子治病的有从华盛顿来的全国卫生研究所传染病部主任，有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两校的神经学系主任，最后还有凯斯·威斯顿预备大学医院急诊部主任、杰出的戴维·杰克逊博士。
这许多医生的到来，还有接运约翰回国的复杂的后勤工作，并没有受到“顽固的当局”的阻挠。相反地，发放了签证，各种手续程序的办理加快到了未曾有的程度。
新年的那个周末的星期日晚上，约翰死了。星期二早上安葬，接着举行了有8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芬克尔斯坦是这样描绘的，“只有家属和朋友悼念他”）。我们借致悼词的机会宣布，为了使约翰一生所代表的价值永垂不朽，我们筹备设立一笔纪念基金，鼓励其他富有进取精神的美国青年学习中国语文、历史、政治、文化。华盛顿的西德威尔友谊学校同意用我们将要筹集的基金举办这个计划。
当我们重新去中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的），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看见为两国利益而努力的约翰·蔡德曼基金的学生已经成了医生、教师、外交家……甚至成了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从约翰的生与死得到的教训是，让我们继续相信这种努力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乐山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