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礼的和收礼的都该打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送礼的和收礼的都该打
隋喜文
有句老话说：“官不打送礼的”。在旧社会，这话大体上是不错的。旧日的官场，
“十官九贪”，慢说是送上门来的礼，找上门去敲诈勒索、巧取豪夺的事，也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
这里说的送礼，当然不是指那种亲戚朋友之间的互相馈赠，而是一种权力与财物的交易，说穿了，就是贿赂。礼要送给官，是因为官手里有权；有些人不是官，但手里有这样那样的权，也就有收受贿赂的资格。清朝的史学家赵翼说得好：“是可知贿随权集。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一句话，贿赂和权力结下不解之缘。明朝有名的“权阉”，即掌握大权的太监，如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哪一个不是腰缠万贯，富敌王侯？
然而，即使在那种贿赂公行、贪污成风的社会，也有不肯同流合污、以权易贿的官吏。这种人历代都有，例如南北朝时代的顾协、姚察，宋代的刘温叟，明代的吴讷、周新，清代的刘统勋等。他们对待送礼、行贿的办法各不相同，有“厉色驱出”的，有“题诗拒金”的，有“厚赠示辱”的，有“悬鹅示廉”的，也有象顾协那样，反其道而行之，干脆来个“官打送礼的”。这样的官吏虽属凤毛麟角，为数很少，他们的廉洁自好，也改变不了旧日官场贪赃枉法的腐败风气；但是，他们的这种行为毕竟难能可贵，他们的廉洁作风，即使在那个时代，也还是得到人们赞许的。这些人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名气，他们的这一点点事迹却能够流传下来，就是一个证明。
对于上门送礼的，不但不笑脸相迎，反而驱逐、羞辱，甚至饱以大棍，在一般人看来，未免大杀风景，不近人情。然而，这办法确实有效。你看，那位顾协的家里，不是从此“绝于馈遗”了吗？对于姚察、刘温叟等人，同样“自是莫敢馈遗”，再也没有人敢给他们送礼了。可见，送礼、行贿之风能否杜绝，关键在官，在受礼者。如果当官、掌权者都象顾协那样，凡有送礼、行贿的，一律打上二十大棍，送礼、行贿的自然就少了。不过，只打送礼、行贿的一方，未免失之偏颇，有欠公允；更好的办法是，对那些收礼、受贿的当官、掌权者，也打上二十大棍，甚至革职查办，这种腐败的风气在当时可能会大大地收敛。
共产党的干部不同于旧社会的官吏。旧日官场的那一套腐败的东西同共产党人是格格不入的。当前，党中央号召全党，要同经济领域中贪污受贿、投机走私等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这里摘录的几则资料，可能对一些同志有所启发。附录
棒打送礼的
南梁普通年间，顾协被梁武帝拜为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给皇帝起草诏书命令，位高权重。有些人想给他送礼，全被拒绝。他从前的一个学生给他送了二千钱。顾协见到这钱，怒不可遏，立即命令家人将送钱者重打二十大棍。顾协重打送礼者的消息登时传开，从此顾家“绝于馈遗”。
（见《南史·顾协传》）
厉色驱出
姚察在南陈任度支、吏部尚书，居官显要，但从不接受贿赂。他有一个门生见他清廉，不敢多送，只送他南布一端，花綀一匹。姚察开始劝阻说，我平常只穿麻布衣裳，你送来的高级布料用不上，请原物带回。这个门生再三请求收下。姚察一看软的不行，不由得火冒三丈，“厉色驱出”。送礼者被强行赶出宅院，“自是莫敢馈遗”。
（见《南史·姚察传》）厚赠示辱
宋代刘温叟在朝中身居要职，但从不收人家的礼物。有一次在他知贡举时，一个自称门生的人送他一车粮草，温叟拒不收，这人执意要他收下。温叟不得已收下，但是立即打发家人给送礼者回赠一套高级衣服，这套衣服的价值比那车粟草至少高一倍。其他想给温叟送礼的人一看达不到行贿的目的，“自是无敢献遗者”。
（《古今图书集成》引《国老谈苑》）
题诗拒金
明朝永乐年间，吴讷巡按贵州，在他离黔返京途中，贵州三司派人追他到夔府，送他百两黄金。吴讷根本不启封，只在礼盒上题诗一首：“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来人只好携带黄金悻悻而还。
（《古今图书集成》引《明词林人物考》）
悬鹅示廉
明朝周新任按察使时，有人给他送来烤得鲜嫩的鹅肉，周新把它悬于室后，以后凡有送礼的，周新便领他仰观悬鹅，以后再也没人给他送礼物了。
（《古今图书集成》引《明通纪》）
当众斥贿
清朝有某资郎夜里给宰相刘统勋送礼，刘统勋拒不见。第二天一大早，刘统勋便把某资郎叫到政事堂，当众斥责说：“昏夜叩门，贤者不为。”你有什么要说的话，不妨当着众人的面说明白，即便对老夫我有什么批评，也可以当众指明。某资郎羞愧得说不出话来，众人也都受到了教育。
（见《清代名人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