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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失所望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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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正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2-02-16
第6版()
专栏:在外国报刊上

大失所望
意大利《快报》周刊1981年11月8日一期刊登蒂齐亚诺·特尔扎尼写的一篇报道,题为《大失所望》,现摘译如下:
如今的越南是一片失败、悲伤和迷惑的失望景象。农业不能使其人民糊口,工业在开工时只完成其生产能力的一半。南方根本没有同其它地区形成一体,在北方,领导人失去了威信和信任。社会充满新老问题:失业、犯罪、卖淫和腐败。政治犯有数万人。相当大比例的城市居民整天只想着如何外逃,这些人一般是更多地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国家开支中,军队和警察机构就消耗掉三分之二。
从河内和平旅馆的窗户望去,我看到的只不过是,人们想搜集点干树叶生火,蹲在面片汤锅周围,或者对自己的那片面包显得十分珍惜的神情。在河内市中心,在还剑湖边,一些成年人和孩子手持小塑料袋抓鱼,极力想凑合一顿饭吃。太阳升起的时候,在各个村庄和城市的十字路口,成千上万的孩子和老年人拿着自行车打气筒站好了位置,这是他们唯一的劳动工具,也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手段。而另外的上百万苍白瘦弱的越南人则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奔波,开始了天天为填饱肚皮而进行的艰苦斗争。
在1975年制定了重建越南的五年计划。经济增长率本应是14%,事实则只增长了2%。农田每年最少应生产2,100万吨粮食,1981年的产量刚刚达到1,300万吨。南方稻田的产量比战时还低,因为缺少肥料,农民提心吊胆,怕土地集体化。孩子们的皮肤病和成年人脸上看得出来的普遍虚弱,明显地表现出了营养不足。党报主编黄松说:“现在,我们最关注的是填饱肚子。”
最近,有个人走进河内一家饭馆,买了米饭和食盐。然后,在米饭上放一条用木头刻制的、还上着颜色的鱼。吃完饭后,他又把鱼装进口袋扬长而去。第二天,又来吃饭,场面依然如故。几天后,警察把他逮捕了,据说仅仅因为他被称为“社会主义英雄”,功绩是发明了“可重复食用的食品”。
共产党人不相信那些曾经在阮文绍手下受过苦的知识分子。这样,在六年之内,他们使得南方人对于解放时刻所抱的美好愿望和希望彻底破灭了。
现在,在越南,腐败同阮文绍时代一样泛滥。越南官员的月平均工资是70个越南元。在大街上买一碗汤就要用去7个越南元。一个人无需养家,他一个月也只能喝10碗汤。官员们不得不被迫利用他的地位来捞取好处:一个市民为了得到居留证,为了得到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的许可,为了去看病或者逃出越南,就必须给官员们塞钱。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人都需额外付钱,从警察到官员都是如此。为了使警察不去告发一个人家里来了来访者,就得给他两包外国烟(价值100越南元)。对负责向市场分配肉的官员,在把几公斤的肉以公价卖出后,就得把剩下的部分悄悄送给他。
越南的墙在说话。“没有任何东西比独立和自由更为珍贵”,这是胡志明的一句名言,1975年胜利后,共产党人把它写得到处都是。各地不断出现这种情况:夜间,有人把最后几个字抹去了,于是就成了“没有任何东西”。“高级别墅一套,住房5间,洗澡间两个,另有游泳池和空调设备,从速来租,莫失良机。”下面所注的地址则是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的住处。
老西贡城仍保持了原来的气象。黑市繁荣,酒吧间开着门。
从巴黎起飞的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每周来一次,把几十吨逃出去的人邮给家里的包裹带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贡就是这样依靠“叛徒”来维持生活的。直到不久之前,如果一个家庭有人逃出去了那还是一种耻辱。现在,这成了一种巨大的优越感。一个装有尼龙衬衫、香烟和药品的包裹可以维持五六口人的生活,这些东西在黑市上都是很值钱的。现在,在巴黎有专门为那些逃到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去的越南人向其在越南的亲属邮寄包裹的公司。一天,我在西贡遇到一个人,他从顺化赶来提取他儿子从澳大利亚通过巴黎寄来的收音机。一台收音机能维持两个家庭一个月的生活。
战争时期,北方是没有乞丐的。现在,乞丐们在公园和寺庙的院子里安营扎寨。很多是从遭受台风袭击的地区逃出来的农民,因为政府没有能向灾区送去足够的食品以使灾民免于挨饿。在西贡,在河岸上,老乞丐们傍晚同新来的乞丐们争夺着水泥长凳子。在南方,很多乞丐是孩子。如同在战争时期孩子们专门向美国人乞讨一样,现在的孩子们则专门向俄国人乞讨。他们走到俄国人跟前,做一个象征宇宙飞船正在飞行的手势(有一个越南人也被带入过太空),然后把手放在空肚子上,做一个表示饥饿的鬼脸。如果俄国人什么也不给,他就会遭到咒骂,有时还会受到虐待。
人们一看到随便哪一个外国人就大喊“联苏,联苏”,意思是苏联。接待也并不总是很友好的。访问越南的外国人的一个问题是,要学会说“我不是苏联人”,这样就可以避免令人不快的事件。一天晚上,在一个居民区,我突然遭到一群小孩投来的石块的袭击,他们喊着“联苏,联苏”。
在战争结束时,在南方有一系列有效率而且一直在生产的工厂。由于缺少配件,常常是由于名副其实的无知,很多工厂的机器现在在露天中生锈,或者开工率大大缩小。离西贡很近的边和的一家纺织厂1975年产30亿米布,现在,由于缺少原料,产量减少了三分之一。南方那些留下来愿意为新政权工作的工程师、技术员和知识分子遭到另眼看待,被撇在一边,逐步被北方来的人顶替,而北方的这些人除了打仗的经验以外常常是缺少教养,别无其他经验。在西贡、岘港、顺化和其他城市的大街上,这样的“浪费”比比皆是。几乎可以肯定,登三轮车的不是前高校的教授,就是以前的一个律师。在人行道旁卖旧书的可能是一个毕业于美国的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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