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要给社会前进以助力——也谈歌颂与暴露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文学要给社会前进以助力
——也谈歌颂与暴露问题
陈宝云
过去相当一个时期，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在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上，曾经出现过只能歌颂光明，不能揭露阴暗面的偏差。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使我们的文艺一度偏离了现实主义的轨道；十年动乱时期，文艺更跌入了瞒和骗的泥坑。三中全会以来，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措施，纠正了“左”的指导思想，文艺中的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也得到了比较正确的解决。我们的文艺又重新回到了革命现实主义的轨道，出现了许多既敢于揭露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又积极歌颂社会主义光明的好作品，受到了党和人民的欢迎和称赞。其间虽然出现了
“只有暴露文学才有历史价值”这样极端片面的看法，出现了个别有严重错误倾向的作品，但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这一点，胡耀邦同志在前年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同志在去年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是讲得明明白白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不准揭露阴暗面的问题。至于对个别错误观点和思想倾向错误的作品进行必要的批评，则是为了使文艺的歌颂与暴露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是为了引导文艺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
当前，在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上，不是要歌颂还是要暴露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揭露我们生活中的阴暗面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深刻地反映我们的社会生活，如何用文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给社会前进以助力的问题。这里我想谈几点零碎的想法。
界限问题。社会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有它质的规定性，都有它一定的界限。文艺要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就要准确地把握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准确地把握事物的界限。歌颂与暴露问题也是如此。如果模糊和混淆了事物的界限，比如模糊和混淆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那么，不论是歌颂还是暴露，都谈不上真实、准确了。所以，我们首先要分清生活中的是与非、曲与直、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贤与不肖等的界限，然后才能“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才能歌颂其所应该歌颂的，暴露其所应该暴露的。
有些作品，其所以出现思想倾向上的错误，就在于模糊和混淆了事物的界限。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苦恋》的教训之一，就是模糊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界限，混淆了我们的社会制度同“四人帮”罪行的界限，实际上把林彪、“四人帮”同祖国等同起来。由于是非界限的混淆，这就把本来应指向对林彪、“四人帮”的揭露和控诉，变成了对祖国、对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严重怀疑和嗟怨了。还有一些作品，好象是要揭露现代迷信给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如果能够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以党的原则为指导思想，真实地揭示现代迷信的危害和影响，那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要真实、深刻地揭露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现代迷信，那就需要认真地研究现代迷信笼罩下的生活，研究在现代迷信影响下人物之间的各种畸形关系和各种人物的心理状态，需要认真地探索产生现代迷信的复杂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然而在有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这些研究和探索，胡编乱造，把不同性质的事物混淆在一起，从根本上模糊了两者的界限。
我们的生活中有光明，也有黑暗，光明是我们生活的主导面。作家是歌颂光明还是暴露黑暗，完全有自己的自由。但是，不论写什么，都需要两只眼睛看生活，既看到黑暗，更要看到光明，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生活的全局，而只有把握全局，才能透过一点反映全局。这应是人人尽知的道理。李剑同志的某些作品，如《醉入花丛》、《竞折腰》等，就夸大了生活中的阴暗面，有意无意地抹煞了生活中的光明面。他的作品，不论是写十年内乱时期的生活，还是写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生活，都写得凄凄惨惨戚戚，使人看不到一点光亮。什么“我”
“感到大海不但要吞食中国，而且要吞食整个人类”呀，“我惊疑自己来到了鬼的世界”呀，等等，将我们的社会生活看得如此漆黑，如此可怖。试问，祖国的前途在哪里？人民的希望又在哪里？为了把作品写得凄惨，不惜抹煞生活中光明的东西，这不是现实主义，不是真实地反映生活，而是对生活的一种歪曲。
深度问题。不论歌颂还是暴露，都须要深刻。因为只有深刻，才能给人以启发和帮助，才能帮助人们认识生活，改造生活，促进生活的前进。如果只写生活的一点浮沫，即使你写得再花梢，再奇特，是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但深刻绝不是要把生活写得阴暗、凄惨。不是说作品写得越阴暗、越凄惨，问题越严重就越深刻，越有深度。文学作品的深度问题，是指作品反映和概括生活本质的程度。只有揭示生活本质的才说得上深刻，只写一些生活的表面现象，是无深刻可言的。看看反映十年动乱的作品，我们看到一种颇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些有思想深度的作品，都不是把生活写得阴暗、凄惨，倒是那些对生活没有真知灼见的作品，往往在生活的表面作文章，在如何把生活写得阴暗、凄惨上翻花样。象冯骥才同志的中篇小说《啊！》，是被公认为比较有深度的作品。但这篇作品却没有去展览多种残酷的刑罚，而只是写“清队”过程中几个人物的心理矛盾和冲突，然而却深刻地反映了“清队”运动的实质。透过《啊！》，我们看到了“清队”运动怎样摧残和折磨着人的心灵，怎样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给贾大真这类荼毒心灵的刽子手以用武之地。但有的同志却满足于淋漓尽致地去描绘惨状，展览污秽，在展示丑恶上花样翻新。如果没有对生活的真知灼见，只在如何把生活写得阴暗、凄惨上翻花样，是翻不出作品的深度来的。作品的深度是作家对生活研究、分析和思考的结果，只有对生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透过生活的浮表，深入地把握生活的底蕴，才能写出有思想深度的作品来。
当然，研究和思考生活也有个怎样研究和怎样思考的问题。记得有一篇作品，作者通过他的人物提出并回答了“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为什么变得那么坏、那么残忍的问题。研究和探索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可是，不知作者是怎样研究和探索的，最后竟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之所以变坏，变得那么残忍，就是因为“穷”，“穷”就是人变得残忍的根源！这种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如果没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即使你对生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思考，也是思考不出深度，得不出正确答案来的。
理想问题。在批判了林彪、江青一伙在文艺上大搞瞒和骗、假大空以后，文艺上又出现了排斥理想的现象。其实，文艺创作是离不开理想的。理想是烛照现实的灯火，作家只有在理想的光照下，才能看清现实生活中哪些是新的属于未来的东西，哪些是旧的属于将要死亡的东西，才能分得清哪些是应当歌颂的，哪些是应当暴露的。有的作品为什么把生活写得那么一团漆黑，那么哀惋，那么凄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心中没有理想的光，看不到生活中的光明，看不清祖国的前途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找不到今天和明天、现实和未来之间的联系，于是只好对现实中一些严酷的问题咏叹、哀怨和悲凄。蒋子龙同志则不然。蒋子龙同志的心里有一团火，一团积极参与现实斗争、改变现实面貌的奋发之火，一团追求和创造祖国美好未来的理想之火。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对现实生活中的光明与黑暗看得准，分得清；他才既敢于揭露和鞭挞黑暗，即揭露和鞭挞那些阻碍我们事业前进的旧势力和旧人物，又敢于歌颂光明，歌颂四化建设中的创业者、开拓者和探索者，如乔光朴、车篷宽等。蒋子龙同志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作家只有当他的理想和人民的愿望、祖国的前途以及时代发展的趋向相一致的时候，他才能唱出为时代和人民所需要的歌。近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颂歌：对个人主义的歌颂，对怀疑一切的歌颂，对皈依宗教的歌颂以及在爱情上对喜新厌旧的歌颂、郎才女貌的歌颂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颂歌呢？我想，那原因就是因为作者心目中没有正确的观念和正确的理想，结果就把那些陈腐的观念当成正确和理想的东西去歌颂了。当然，我们强调作家要有正确的理想，不是要作家把生活理想化。用理想之光去烛照现实和把现实理想化是不同的，二者之间有着分明的界限。
总之，不论歌颂还是暴露，都需要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不论歌颂还是暴露，它的最根本的目的是要使作品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给社会前进以助力，也就是给人民以前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