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好新时期的农村生活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写好新时期的农村生活
肖云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转折时期是两个历史阶段的衔接点，它的生活旋律中，常常有过去和未来的音符在和鸣。作为文学作品的背景，这一时期的农村生活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历史纵深感，许多事件、细节和精神状态，常常包含着对历史的反思和内省，对未来的探索和追求。二是时代的整体感，由于农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各种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多种经营的发展，集市贸易的繁荣和农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新需求，等等，都使得农村和整个社会更紧密地联成一个整体，城乡、工农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些优秀作品能够从纵横两方面去开掘生活素材，以历史和社会作自己的共鸣箱，便有弦细声宏、洞小风大的艺术效果。
随着我国农村形势的转折和变化，农村题材的小说更多地转向反映新时期农村的社会矛盾和农村的深刻变化。在短篇《乡场上》，我们看到，落后的社会势力、思想作风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象霉菌和潮湿那样联系在一起。掌管了权力的曹福贵和把持了物资的罗二娘夫妇，只有在物质匮乏、精神蒙昧的环境中，才能互相交易、结成尘网。冯幺爸、任老大女人等大多数农民群众则相反，他们要靠新的农村政策，靠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乡场上的遭遇战，不是个人眼角口风的较量，而是代表着当前农村主要矛盾双方的两股社会力量和社会思潮的较量。
有的作品从另一些侧面接触了当前新的社会矛盾。《陈奂生转业》揭示出农村经济搞活之后，要不要防止资产阶级经营作风和其他不正之风的问题；《内当家》则提出了解放三十年后，当昔日的东家以爱国华侨的身份回乡，虽然和过去的长工不再构成阶级斗争，在爱国、恋乡上还有了某些共同语言，但这时候还要不要保持主人翁的尊严和民族气节？这些描写都富有转折时期明晦相杂、新旧交替的特点。
新时期农村生活冲突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秩序的改革和革命，不断得到解决和转化。陈奂生、冯幺爸、孙三（《卖驴》）、黑娃（《黑娃照相》），他们思想的转变和提高，都从各个侧面反映出新时期社会矛盾的这一特点。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以有力量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得力于新时期农村政策在发展生产中的实绩和新时期党对思想教育工作的改善与加强。这些形象往往是在同左倾错误造成的贫困告别时，同自己思想上的阴影和弱点告别的，因而他们在精神上的胜利，总是和他们在实践中取得的胜利融为一体。抓住了这一点，作品艺术冲突发展的逻辑过程，便自然地显示出新时期社会矛盾发展的历史规律。
当前农村题材的作品，大都能在较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开掘生活。作品社会背景的宽阔，不只是广度问题，也涉及深度。不断扩大自己的生活视野，把握各个生活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容易潜入生活的深层。这一点，高晓声可说深有体会。他塑造的陈奂生，在实施新的农村政策后，刚刚摘掉“漏斗户主”的帽子，就“提上油绳悠悠上城来”，不久又“转业”去当队办工厂的采购员，走州过县，和工农商干各种人广泛交往，将自己的村庄和广阔的社会扭结在一起。这种构思，何止是艺术上的创新！主要表现了作者对新时期农村生活的特点有深刻的认识。作者说得好，“城市和农村，本来千丝万缕联系着的，一旦割裂，你对农村的了解也就深入不下去。生活只有比较着、联系着研究才能步步深入。”“《陈奂生上城》也不仅是把农村生活扩展到城市的产物，而且也是把生活面扩展到城市以后对农民有了进一层认识的产物。”看来，把握农村生活的这一动向，象作物栽培那样利用“边行优势”，从城乡、工农的交界处发现题材、人物，是深刻反映新时期农民命运转变的一条新途径。
一些优秀的短篇，大都能从人物所习见的生活中发现、精选、提炼那些含有新的生活因素的情节和细节，来表现新时期农民形象的内心世界，很少脱离生活和内容去追求奇特事件和复杂情节。赵本夫的处女作《卖驴》，虽然用一个奇特的故事开头——大青驴跟着路遇的一头母驴，将睡着了的主人、拉脚搞副业的孙三老汉拉进了火葬场，年轻的作者却没有去渲染这个情节的奇特性，而是用这件奇事作为孙三在新政策面前产生第一次心情变化的触媒：由拥护、喜悦，买驴重操旧业，到预兆不祥，决定卖掉驴以求“安全”。接着又以庙会卖驴时欢乐氛围的精彩描写，促成他心情的第二次变化：对党的政策又由动摇到坚信，驴不卖了，相信政策继续搞副业。活生生的现实情景，到底比误入火葬场的虚妄征兆有说服力。小说的一切具体描写，紧紧扣住老汉心情一正一反两次转折，捕捉到了春乍起时农民喜悦与余悸交错的精神状态，更表现了他们信赖社会主义的纯朴思想感情。部分农民在当前这种复杂的心理，把新政策的实施虽不一帆风顺、却又不可逆转的历史动向，真实、深刻地折射出来了。《内当家》中李秋兰的精神状态更新、更高，闪耀着新时期农村无产阶级前所未有的思想光华。三十年不过是历史转折的一瞬，同一座“高门大院”里，对立阶级的人物却在生活中对调了位置。李秋兰由奴隶变成了“当家的”，刘金贵则由主人变为游子，变为客人。作者目不旁骛，直取人物在生活中易位之后的精神变化，着力描绘李秋兰朴素的阶级自豪如何升华为自觉的民族尊严，阶级压迫形成的阶级仇恨又如何被时代变迁产生的民族感所替代。作者能在纷繁杂呈的生活现象中，锐敏地抓住新的精神因素加以典型化，便深刻地显示出三十年来我国农村阶级关系和阶级心理的变化，显示出我国农民“当家作主”精神的新的时代内容。
从当前一些反映新时期的农村题材作品看，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要考虑到政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既根本一致，又具有不平衡性。政策变了，生产上去需要一个过程；物质生活变了，精神生活的变化也需要一个过程。有时也会出现脱节、回流、阻滞等情况。又有时候，由于党的教育和时代、群众的影响，物质生活变化不大，精神生活却有极大的昂扬奋发。辩证的关系带来了复杂的情况。我们的作品应该反映这种复杂的情况，不要简单地在政策变化和生产、思想、心理、性格的变化之间打上等号。似乎农民的口袋一充实，腰杆马上可以挺起来，觉悟马上就提高了。或者由原来的“穷必革”、“富必修”一变为“富必革”、“穷必怠”。这方面，高晓声和张一弓的几篇作品把握得较好，它们都较为准确地写出了农民在迈进新时期后的前瞻与后顾，兴奋与苦恼；写出了前进中的新问题和在解决新问题中的继续前进。
如何写好当前的农村生活，塑造出具有时代光彩的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的生动形象，有待于我们努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