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邓初民同志在成都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忆邓初民同志在成都
杨起华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和知名的民主教授邓初民同志，是我抗战时期在朝阳学院读书时的老师，也是教育我、关怀我、帮助我最大的老师。他在成都同国民党斗争的事迹，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1938年秋，我到成都朝阳学院入学时，第一次见着邓老。他的身材高大魁梧，戴着一副白色眼镜，说话温和，态度严肃，谈笑风生，平易近人；在谈论问题时，观点正确，政治见解高，分析能力强，具有巨大的说服力，不愧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政治学家、知名教授。
朝阳学院原是北平的朝阳大学，是一所中国有名的法律大学。芦沟桥事变后，揭开全面抗战的序幕，朝大的爱国师生在战火纷飞中由北平迁到湖北沙市。国民党教育部令其改为朝阳学院，设三个系：即法律系、政治系、经济系。后因日军逼近武汉，形势危急，朝阳学院又被迫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迁到了成都。
当时，邓老刚由广西大学以共产党之嫌被解聘，经衡阳回到湖北石首县老家。他应聘到朝阳学院教课，同时又把马哲民、黄松龄老师找去教书。朝阳学院迁到成都后，在东门外找到一个名叫法云庵的破庙。全院300多名学生就在1938年10月正式开始上课了。
邓老和马、黄老师在学院附近租借几间农民的破旧房屋，三位老师住在一起，亲如手足，每天同出同进，生活艰苦，精神愉快，团结友好，亲密合作，是三位坚强的民主战士。
邓老任政治系主任，教政治学，他手里拿着一本张慰慈写的《政治学》，但口里讲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他希望每个同学要懂得政治，过问政治，参加政治活动。邓老结合当时的政治现象，揭露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的黑暗和腐败，用许多事实说明解放区政治的民主和进步，并进一步分析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指出日本侵略必败，中国抗战必胜，增强了同学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当时黄松龄老师教哲学，马哲民老师任经济系主任，教经济学。由于邓、马、黄三位老师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引起同学们对马列著作的学习，极感兴趣。许多同学购买《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等书，如饥似渴地阅读。在邓、马、黄三位老师的思想影响下，我们这一期的同学，在解放前就有许多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地下反蒋活动。因此，当时成都一些人，把朝阳学院叫做“红色学院”。
这时的成都地区，仍由四川地方势力控制着，政治活动比较自由。邓老和马、黄老师到成都不久，中共地下党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同志，主动同邓老等人联系。车耀先同志向邓老等人介绍了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并指出了斗争的方向。一有机会，他就约邓、马、黄三位老师去晤会。邓老等人在成都的一些重大活动，都是车耀先同志事先布置好的。
这期间，邓、马、黄三位老师办了一个小型刊物——《大声周刊》，在这个刊物上写文章的只有他们三个人。所以在成都的人把他们三个人联起来叫“邓、马、黄”。这个名称很快在成都传开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们都知道。只要各大学请邓老去讲演，会场内外总是挤满了人。这种情况在成都是罕见的。他们在成都认识了许多进步的朋友，其中有张曙时、张秀熟、杨伯凯、潘大逵（杨、潘是朝阳学院的教授，杨在成都解放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特别是认识了黎澍同志，对邓老政治上帮助很大。另外，车耀先同志还介绍邓老等人认识了当时川、康的地方将领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邓、潘、刘有时请邓老去给他们讲国内外形势，邓老对他们说，蒋介石到了重庆，仍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扩大他的势力，维护他的统治，他的政策就是“剿共、安川”。希望他们对蒋介石提高警惕，有所戒备。他们每次去重庆，都要求跟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见面。解放西南时，他们起义了。他们在解放四川，特别是和平解放西康时，都起了积极作用。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1938年初，原在武汉组织的“战区学生抗敌剧团”（团员大多数人是从北平南下的流亡学生），就同朝阳学院师生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他们同台演出，互学互助，合作很好。该团还邀请邓老在一个戏里饰演一个抗战“伤员”的角色。剧团入川后，改名为“民族剧团”。1939年秋，这个剧团又到了成都找到了邓老，邓老从各方面对剧团给予帮助。邓老并且向车耀先同志介绍了该团情况，车耀先对他们也非常关心和爱护。在他的指导下，这个剧团到西康农村作抗日宣传工作。后来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这个剧团被国民党武装强迫解散了。
蒋介石的嫡系势力盘踞了重庆地区之后，很快又将手伸到成都来了。由于朝阳学院师生在成都做了许多真正有益于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事情，国民党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为了拔掉这个“眼中钉”，国民党教育部准备向朝阳学院开刀了。首先，国民党给朝阳学院派来军事教官（实际是特务），接着把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组织也建立起来了。在教师和同学之间，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同时，教育部又正式宣布撤换院长，并要把学院迁往重庆。目的就是要赶走邓、马、黄三位教授，拆掉朝阳学院在成都这个抗日救亡、民主革命的宣传阵地。为此，朝阳学院发生了一次大学潮，整整地闹了一个学期。一派欢迎新院长，拥护迁院；一派挽留旧院长，反对迁院，实际是挽留邓、马、黄三位老师，坚持在成都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民主革命的活动。挽留旧院长派的师生，写抗议书、发宣言、贴标语，斗争异常尖锐。当新院长到学院接任时，这些同学愤怒地砸烂他的人力包车，并用石块掷打他。后来，几个带头的同学受到了成都地方法院传讯。
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来看，在成都地区坚持这场斗争，对邓、马、黄三位老师不利。最后决定让新院长接任，上了台，至此朝阳学潮才告结束。过一段时间，朝阳学院也就迁到重庆去了。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但是使全院进步师生和成都人民擦亮了眼睛，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对三位进步教授更表示了莫大同情。
这次学潮之后，成都地区已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有些进步的群众组织被搜查、被破坏；有些进步书店、报社、通讯社，也遭到各种刁难；紧接着搞了一次大逮捕，车耀先同志被捕了，还有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也受到迫害。在这种情况下，邓、马、黄三位老师当然不可能留在成都继续工作了。黄松龄老师毅然北上延安，邓老和马哲民老师则先后转移到重庆去了。
邓老到了重庆，毫无畏惧，坚持斗争，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的革命意志愈战愈坚定，他的斗争精神愈战愈英勇。他一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运动，一面办民主刊物，写文章，著新书，宣传马列主义思想。以致到后来，在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黑名单上，也有邓老的名字了。今天，邓老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革命意志、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