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进步·谨严·笃实——悼念郑天挺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爱国·进步·谨严·笃实
——悼念郑天挺同志
白寿彝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郑天挺同志逝世了。
天挺同志青年时代，在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并在福建参加了学生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他参加工作后，热爱教育事业，维护进步青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北京大学许多主张爱国抗日的师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他以北大负责人的身份亲赴警察局办理交涉，要求无条件地保释被捕师生出狱。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下，他为支撑西南联大这一进步堡垒作了多方努力。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猖狂发动内战，1948年阴谋逮捕北大进步学生。他不顾个人安危，设法掩护进步师生转移。
解放后，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开设多种课程。年逾八旬，还亲自给本科生、研究生、外国留学生开课。他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完成了“全国高等院校明清史教师进修班”的任务，主办了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促进了国内外对明清史的研究。又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大辞典》的主编任务，并领导明清史研究室编写《清史》专著的工作。他在教育工作中最显著的特点是：不管行政事务多忙，总是不间断地进行历史研究和教学，并不断开设新的课程。
天挺同志的教育活动，主要是在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但他所关心的，并不限于这两个学校的历史教学，而是全国范围内的历史教育工作。长期以来，我国的小学、中学、大学都设有历史课程。这三级学校的历史课程究竟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他认为，小学的历史课程应该是给学生以某些具体的历史知识，是一个“点”。到初中，应该成为一条“线”。高中应该扩大为“面”。大学则是让学生了解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这就是“立体”。他期望通过这个办法，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当然，天挺同志的这种设想还有待于深入的研究和实践的检验。但这种区别各级学校历史课程的办法，是很值得参考的。最近，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了加强各级学校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教学，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措施。天挺同志的这种设想，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天挺同志治史，自称是“探微”的工作，从字面上看，这好象是说，他的工作是探讨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其实，从他的具体成就来看，他提出并解释了一些旁人没有怎样解决好或是根本没有提出来的问题。这是探微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其次，他努力从一些具体的事物上观察历史的大势，象这样“探微”，其实并不是探的“微”。天挺同志精心研究明清史。他研究断代史，但并没有割断历史。他说：“我相信，解释历史，说明历史，总以根据具体历史事实加以比证，比较可信”。他所说的比证，就是把研究对象同它前后的同类进行对比，把同时期的这一事物与它事物加以联系。他说，研究明清史，不能不懂得宋元的历史。还要知道近代史。学习中国史，也不能不了解外国史。他深知所有的社会现象都互相联系，上一个历史时代的东西发展到下一个时代中来，而下一个时代的事物又是上一个时代萌芽的，产生的。他的这种方法自称是“比证”，但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简单的“比证”之外，这是把一个时代的历史放在历史的长流中，从它的发展变化找出有规律性的东西。我们知道天挺同志的历史考据文章是很有名的，他的文章扎实、谨严、工细。他所谓“探微”和“比证”，都是从传统的历史考据方法着眼的，但是他的成就大大地发展了考据的传统，而有他自己的新的建树。他的“探微”和“比证”的实践，对于当前提倡一种“笃实”的学风，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天挺同志对史料学有浓厚的兴趣。他在五十年代中期开设《史料学》课程，明确史料学的任务是阐明史料的研究方法和利用方法而不仅是搜集资料。在这门课程中，他系统地讲授研究历史所需要的古文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题铭学、印章学、钱币学、历代度量衡学、年代学、史讳学、古文书学、古文献学、谱牒学、古器物学等十几种辅助学科的基本内容，至今为同行视为规范。他对于历史资料提倡广泛阅读，力求全面。他提出研究历史，要做到“深、广、新、严、通”五个字。所谓“广”，就是要求详细地占有材料，以尽可能多的资料为前提，提出对历史的看法。要掌握资料，就必须大量读书。他在读书时，力求把握书中的精华，反对“浅尝辄止”，或者华而不实的读书态度。他在占有史料的同时，特别强调对史料的批判。他不是把旧时代的史书资料拿过来就用，而是要认识这些史书作者的立场和史观，要对史料真伪进行鉴定，以便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天挺同志对史料及其运用的看法也突破传统史料学的范围，而向马克思主义的史料学前进。
天挺同志重视古籍整理和运用，充分认识到整理好古籍是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大事，是搞好历史研究的条件之一。他亲自进行重要史籍的标点和校注工作，积极组织力量从事古籍整理。在他主编下，《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的选读本出版问世，《东华录》的标校本也同读者见面。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资料的宝库被发现后，天挺同志是早期参加它的整理者之一。他认识到这些资料对于明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作《清史研究和档案》的专题报告，指出历史档案在历史研究的各种资料中应占的地位，阐明历史档案的学术价值。此外，他编辑档案资料汇集，著文介绍明清档案保存和整理情况，以便研究者利用。天挺同志的工作实践，对于今天我们的古籍整理工作及档案工作，都富有参考价值。
天挺同志做为一个历史学家是有强烈爱国思想的人，在解放后，进而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由于对清朝满族统治的不满，加之随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伪满洲国的成立，一些人对清代历史抱有偏见，产生种种曲解，宣传满族不是中华民族、满族政权历来独立等等荒谬观点。天挺同志有鉴于此，从维护中国的统一、中华各民族的团结、反对日本侵略的立场出发，在日本发动战争的前夕，开始他的清史研究。他自此坚持了这个研究方向。他针对日本宣扬的满洲独立论，写了《清代皇帝之氏族与血系》重要论文，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说明满族同内地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有力地驳斥了侵略者的谬论。新中国成立后，天挺同志的爱国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使它与拥护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六十年代初，当我国与印度政府进行边界谈判时，天挺同志查到证明麦克马洪线以南大片地区是我国领土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提供给我国谈判代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他把视野转向东北边疆，对奴儿干都司的地理和历史进行了探析，论证了黑龙江流域历来是我国东北地区各族人民生息繁衍的地方。
天挺同志对马列主义的信仰越到晚年越坚定，对于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也就越自觉。我们翻开他的论文集可以发现，解放前的著作，题目都比较小，意思是以小见大，以微见著；但论证周密，结构严紧，具有科学性。解放后的文章，题目变大了，较多地研究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如《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两篇论文，如题所示，是通过探讨满族社会性质，说明满族社会发展史以及满族与汉族文化融合过程。《历史科学是从争鸣发展起来的》一文，阐述历史科学的发展规律。《农民起义和秘密宗教的关系》一文，分析农民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天挺同志在这些研究中，保持和发扬了他论证谨严的特点，但更重要的是他努力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力求正确地阐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使他的研究更接近于符合历史真实，更加具有科学性，能够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天挺同志在史学思想上的发展过程，反映了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前进的道路。
天挺同志去世了。他那种爱国、进步的思想，治学谨严的精神，笃实的学风，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