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风云》的艺术特色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庚子风云》的艺术特色
夏康达　史立人
鲍昌同志以义和团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庚子风云》，现在刚出版第一部，但它显示的一些艺术特色，已经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创作历史小说，作者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矛盾。倘若泛泛而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似也并不深奥，即尊重史实，适当虚构。但是，作者从不同的创作方法出发，在创作实践中，常常会有悬殊的差异。《庚子风云》
“一半真实，一半虚构”，作者是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处理这两个“一半”的关系的。
小说中刻画的人物，大致也是真假参半。统治阶级中从西太后到捕获朱红灯的副将马金叙，义和团的主要首领朱红灯、本明和尚、张德成、林黑儿、王成德、曹福田、李来中等，都是实有其人的。作品刻画他们的形象时，笔墨严谨，除了一些具体的细节不免要借助于想象，人物的主要经历、性格特点，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小说又以虚构人物李大海一家的悲欢离合为情节线索，巧妙地把这些活动在天南地北的历史人物罗织在一起。作品描写虚构人物，则纵笔驰骋，充分展开艺术想象，情节跌宕多姿，人物个性鲜明。然而，虚构人物的活动虽贯串全篇，却处处为刻画历史人物引线让路，决不喧宾夺主。从《庚子风云》第一部来看，作品的主要人物似乎是虚构的李大海及其兄弟，实际上，作者落笔于虚构人物时也着眼于历史人物。他们之间不是衬托与被衬托的关系，而是从整个社会人物的有机联系中，给两者以并重的表现，同时服从历史小说的特定任务，也即通过历史人物与普通群众的联系来表现历史人物。这样就可以不在历史人物身上过多地虚拟故事以构成情节，而以虚构一些比较主要的人物来扩大作品反映的社会面和增强小说情节的丰富性，使之既不违反历史的真实性，又具有艺术的生动性。这种构思，是《庚子风云》成功的探索。
在刻画人物时，作品又十分注重典型环境的描写。即使是虚构的人物，写其所处的历史背景、时代特征乃至有关的生活环境、风土习俗，不仅真实准确，而且具体形象。作品对宫廷、衙门、官邸、使馆、洋行、码头、教会、拳坛、城镇、乡村如此广阔社会环境的典章文物、风土人情的描绘，真切翔实，渊博宏达。这就不仅需要查阅大量史料，更需要实地调查寻觅口碑，而后者可以说是更艰苦、更有意义的工作。历史小说毕竟不是历史教科书，它不必也不可能具有那样的规律性和系统性，然而，小说艺术的具体逼真的描写，完全有可能使读者了解许多在一般的史书中所读不到的内容。这就是小说所具有的区别于历史的特殊的认识价值。在这一点上，《庚子风云》是有独到的建树的。但由此而带来这样一个问题，由于环境描绘较多，情节的推进显得慢了些，作品有时给人以不够紧凑之感。其间的得失，我们认为首先要考虑到对历史小说不应与一般小说等同要求，因而，在这方面应该舍得多花一点笔墨，何况《庚子风云》也没有明显地游离于情节而刻板地描写环境的败笔。因此，就总体来说，《庚子风云》对社会环境的如实描绘是必要的。当然其结构决非无懈可击，松散之感确实是有一些的。例如曹福田算卦一节，虽也是刻画人物的必要一笔，但篇幅达七页之多，有点枝蔓了，若在剪裁上再下些功夫，当可精益求精。
《庚子风云》以义和团运动为题材，如题目所示，作者显然有意要探求与表现激发了义和团运动的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从而表现庚子年间乃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没落的大清帝国的整个社会风云。第一部结束时，刚刚进入1900年元旦，世界已经跨入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旧历还尚未踏进庚子，但清王朝黑云压城之态，山雨欲来之势，已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了。
历史小说因受史实的制约，在刻画人物时，要塑造个性化的典型人物，就更困难。在第一部中，作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只是“尽力地把众多的人物引上舞台，一一介绍给读者”，除了朱红灯、本明和尚，在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五章中，通过劫枪、就义两个情节，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其他重要人物，确实只是“介绍给读者”，有的不过刚露了一下面。纵然如此，我们还是觉察到了作品在塑造人物方面的某些特点。
作品显然无意突出地描写某个主要人物。读完第一部五十万字，几乎难以断定谁是小说的主人公。即使对义和团历史毫无所知的读者，也已经预感到张德成、王成德、林黑儿等人，以后将是义和团的风云人物。但是，作品并不采用众星拱月的方法，对他们巧妙地突出或笨拙地拔高。作品的情节也不是围着几个主要人物转，而是随着事件的发展让人物自然登场，又自然退场。这种人物出场的方式，颇有点象《水浒》，写若干回便推出一个人物；又不象《水浒》那样集中若干回基本上把一个人物的故事讲完，而是时隐时现，隐时埋下伏笔，现时前后呼应。如林黑儿这个将来要在红灯照大显身手的女将，第二章登场中只用了二百多字来描写她，连姓名也没有交代，着重写了她“一双象草棵里露珠一样晶莹的眼睛”。第十八章大海第二次与她邂逅，正是“这一双象草棵里的露水一样闪亮的、黑黑的眼睛”唤起了大海和读者的记忆。及至第二十章林黑儿第三次出场，用弹弓打落野鸭，读者对她的性格已经有了比较鲜明的印象。而前后三处有关这个人物的文字，总共不到一万字。另外一些主要人物，也有用几个章节比较集中地加以刻画的，但都时起时伏，未曾有人始终居于作品的主要地位。这些人物之间，有时使人觉得毫无联系，忽然一个契机又前后呼应起来了。这样的结构方法，又有点象所谓“处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松而不散。这种不着意突出某个人物的写法，就比较容易避免对人物的神化，也更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作者如此构思，或许也是出于这种考虑的吧？
作品在刻画人物时，不写则已，写则必求出奇制胜的独特笔触。所谓“出奇”，决非追求故事的离奇。恰恰相反，作者毫无以情节曲折来吸引读者之意。我们是说作者善于选择典型的事件和细节，或极为寻常，或出人意料，但稍加勾勒，人物的性格顿时印入读者的脑际。如写大海到子牙镇当了一回送丧的吹鼓手，没曾想还要下跪，他宁可不要那四百文钱，甩手去了；在天津卫没有找到亲人，临走时把田稼的一封书信送到买办田墀处，田墀拿出两吊钱打发他时，大海脖颈一挺，几句响丁当的话，直把田墀噎得目瞪口呆。事情不大，把人物的骨气写出来了。再如平原县知县蒋楷被革职后向山东巡抚毓贤辞行，两人唇枪舌剑，勾心斗角，蒋楷回到客店，却收到毓贤差人送去的三百两银票，“略奉程仪，以壮行色”。毓贤的老谋深算，既奸诈又要显示其气度，蒋楷的刁钻和贪婪，以及他们的不同身份，在这个细节中都体现出来了。总之，作者放手纵缆，敢于取舍，写劳动人民的心灵美，笔墨细腻，委婉动人，如大海与刘老栓一家的深情厚谊、兰子对大海的隐蔽而又真挚的爱恋；写英雄人物，气魄浩大，壮怀激烈，如朱红灯、本明和尚的壮烈牺牲；写反面人物，剖析深刻，有其共同的本质而不失各人的个性，决不用简单的丑化办法。不过比较起来，作品对反面人物的刻画不如正面人物，尤其是描写外国人的形象，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如法国神甫邓维廉、美国流氓洛克凯特等人的形象，还多少有点概念化。
这里要顺便提一笔，《庚子风云》往往用笔不多就能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也是与大量社会生活场景的描写分不开的。有些作品，不注重典型环境的描写，孤立地刻画人物，就可能在编造情节上找出路，容易流于虚假。把典型环境表现得真实充分了，加以点睛之笔，人物形象就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了。如果要说“铺垫”的话，不应让一些人物作另一些人物的“铺垫”，而应该用典型环境来“铺垫”人物。
《庚子风云》的语言很见功力，笔能尽意。
语言表达的第一个特点是状物写人，叙事议论，按描写对象的不同而随时应变。写宫廷生活，文字华美绮丽，写市井生活用俚俗之言，写农村生活颇多乡音，而写洋人生活，则见欧化句法。第二个特点是人物的口语切合其身份性格，十分得体。上至慈禧太后，下至百姓草民，中间各式人等，有王公大臣、衙狱吏、江湖相士、市井无赖、地主恶霸、洋奴买办、神甫修女、外交官员以至中外流氓（所谓“土混混”与“冒险家”），如此等等，在小说中均有刻画，而其言谈，无不因人而异，闻其声则如见其人。第三个特点是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小说的语言散发着海河下游一带农村城镇的乡土气息，用这样的语言来描绘当时当地的种种风土人情，宛如展现了一幅幅生动的风俗画。
《庚子风云》词汇量的丰富，在近来的历史小说创作中，也是比较突出的。作品将民间的方言俗语和典雅的文学语言熔于一炉，将我国古朴的传统语言与带点欧化色彩的现代语言掺杂使用，调动了多种格调的语言，不拘一格，挥洒自如，从而形成作品独有的语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