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宋太祖怕史官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也谈宋太祖怕史官
若水
《南方日报》报道了深圳市和平路联合企业公司副经理林敬谊贩私牟利的错误以后，林敬谊寻衅闹事，拆走了记者站的牌子。现在林敬谊已被撤销职务，开除出党。这件事可以说是过去了。我却由此联想起不久前一些报刊纷纷谈论的“宋太祖怕史官”的故事。（参看本报1981年12月19日四版）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史官。《礼记·玉藻篇》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也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朝开始设置了“起居注”的官职，每天记录皇帝的言行。《后汉书·蔡邕传》：“王允曰：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流于后世。”章怀注：“凡史官记事，善恶必书。谓迁所著史记，但是汉家不善之事，皆为谤也，非独指武帝之身也。”宋太祖知道史官会记下他的举动，不敢行为不检，有了过失也赶快改正。有的文章作者对此深有所感地说：我们的高级干部从历史上某些封建帝王的经验还可以学习一些东西，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的制度和作风连他们也不如。这的确是值得注意的。
宋太祖有错就改，固然值得称道，然而我们也不要忘了史官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先有秉笔直书的史官，然后才有知过能改的宋太祖。如果史官文过饰非，皇帝又何惧之有。幸而我国的史学有直书的好传统。春秋时代，齐国的相国崔杼杀了齐庄公。太史书曰：
“崔杼弑其君”；崔杼把这个史官杀了。继任的太史又这样写，也被杀了。第三个太史也这样被杀了。到第四个太史，还是这样写。崔杼没有办法，只好作罢。现在留传下来的《左传》上，不仅写着“崔杼弑其君”，而且记着崔杼杀史官的事。谁是胜利者呢？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书的褒贬，威力是很大的，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当然，古人的评价标准，和我们现在的不尽相同，但只要记明了事实，如何评说就有了客观根据。评价可以变化，事实却是不变的。所以，这里第一重要的是
“直书其事”。这是不容易的。皇帝怕史官，史官就不怕皇帝？齐国的那几个史官是不怕的；但也有怕的，那就要歪曲历史了。这不能完全责备史官，还要看到史官缺乏“直书”的条件。唐朝的刘知几在《史通》里感慨系之地说：“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为了保障自己的皇朝长治久安，也曾想过一些办法来保护史官的直书权利，其中之一就是规定皇帝不能看史官的记载。《唐会要》载：
“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碰了一个软钉子。可是他还不罢休，后来又向房玄龄提同样的问题，并声明说他想看国史的目的是以恶事为鉴诫，别无他意。这回终于看成了：“房玄龄遂删略国史表上”。帝王要看一看也不容易，随意修改就更难了。
我们今天没有“左右史”或“起居注”，但是有一大批写历史的人，还有报纸。从某种意义上说，报纸也是现代的史官，它每天都在记载新闻，这些新闻将来就变成历史。全国的报纸每天发行几千万份，加上广播和电视，影响就更大了。大人物也罢，小人物也罢，好事也罢，坏事也罢，报纸一登，电台一广播，一日之间，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大一点的新闻还要传到外国去。这哪里是古代史官比得上的呢？
一个地方报纸的同志对我讲过一件事：他们那里某单位的党委书记多占了房子，群众提意见，上级批评，他就是不退出来；后来一听说要登报，软下来了，马上写检讨，退房子，只要求一件事：不登报。这还算是好的，怕而能改，近乎宋太祖。林敬谊就不同，由怕而恨，进行报复。不过他究竟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司副经理，除了拆牌子似乎也别无他法。权势大一些的就不这么简单了，就要给报纸施加更大的压力了。
最厉害的还是“四人帮”，他们掌握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一切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向革命老干部身上抹黑，为自己树碑立传，其规模之广，声势之大，可谓空前。但是有什么用呢？历史终究是人民写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还不是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了？
最近报纸上连续报道了一系列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揭露了一些干部的丑闻。估计将来还会发表一些更大的案子，牵涉到更高地位的干部。这场斗争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兴衰盛亡，在这个时期报纸适当多作一些报道是必要的，是很有好处的。法律制裁加上舆论制裁，贪官是最害怕的。当然，怕报纸的不仅是贪官，搞不正之风的干部也不能无所顾忌。这正说明报纸威力之大，说明我们应当很好地运用这个武器。
当然，记者不是“无冕之王”。报纸要接受党的领导，也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古代史官的记载要保密，这固然有好处，可是谁知道他公正不公正呢？今天的报纸，读者千千万万，他们同时也在监督报纸。不符事实的报道，不公正的评论，读者有权批评，报纸有责任更正，有的还要作检讨。林敬谊要求报纸“澄清事实”，他有这个权利，对不对是另一回事；但是他无权拆牌子。广州市委为报纸撑腰，是做得对的。从报纸这方面说，它就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这同时也就是对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