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吹又生——记重庆市公用局试行改革用人制度的一场风波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春风吹又生
——记重庆市公用局试行改革用人制度的一场风波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一年多来，重庆市公用事业管理局采用招聘办法，在所属出租汽车公司，进行了一次改革用人制度的大胆尝试。事实证明，这是一件对四化建设非常有利的好事，然而却遭到了某些人的阻挠和压抑，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这场风波，向人们提出了很值得思索的问题。
一次大胆的改革尝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我国人民智慧的闸门。1980年8月的一个上午，重庆市公用局党委在热烈讨论干部体制如何改革的问题。
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党委的同志们都认为：企业要尽快实现管理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为了开辟选才的渠道，试行公开招聘、考核录用一些有现代管理知识的干部，是个好办法！
局党委在征得市建委领导的口头同意，并取得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支持后，在局中层干部中展开了如何搞好招聘工作的反复讨论，最后选择刚成立不久、管理水平较低、领导力量薄弱的市出租汽车公司作为试点，在全市范围内招聘管理干部。
1980年10月15日，重庆市的报纸、电台登载和广播了招聘出租汽车公司正副经理、工程师、会计师的广告。这件事轰动了山城。不少同志说：“这下对了，有真才实学的吃香了，靠吹牛拍马混日子的不行了！”许多青年兴奋地说：“现在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了。”
来自全市198个企事业单位和街道的216名干部、工人和待业青年，手持介绍信前往公用局报名应试。他们表示：“不管能否考上，我们总算当了开路先锋。”
公用局领导召集报名应聘者进行座谈、并组织他们分批到出租汽车公司进行了约15天的实地调查，人人都写出了经营管理方案。为了选贤任能，公用局党委不拘泥于应聘者的学历、笔试成绩和现任职务，积极提供各种考核和答辩的条件，尽量让他们表现自己的知识和才能。
11月25日，出租汽车公司二楼会议室里挤满了干部和工人，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的同志也来了。人们郑重地提出一个个问题，专心致志地听着应聘者的答辩。不少老工人说：“这样挑出来的干部一定有出息。”
在复选时，他们还吸收了本系统的专业技术干部和公司领导干部参加，最后由职工代表评议、局党委审批，确定录用了11人，其中六人被安排在市出租汽车公司工作。
1981年1月12日，六位应聘者雄心勃勃地跨进了出租汽车公司的大门。
“招聘简章”规定，应聘者试用期为半年，试用合格后按干部管理权限正式任命。公用局党委估计他们在试用期中开展工作有困难，专门从局里抽调了作风正派、组织能力较强的中年干部凌德祥同志到该公司代党委副书记，协助应聘人员工作；同时继续任用原公司党委书记和经理，以保证公司工作的相对稳定性。
六位应聘者摩拳擦掌，决心好好干一场。然而，如同一切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会触及某些人的利益，遭到习惯势力的抵抗一样，他们也面临着一场特殊的战斗。
改革之路荆棘丛生
应聘者一进出租汽车公司，首先着手整顿混乱的财务工作。两位会计师很快理清了各种账目，按月上报财务报表，发现不合理的土政策，就坚决“卡住”。
去年3月，公司那位经理带着5个干部到广州出差回来，要求按每人每天2元5角的标准给予补助。应聘副经理韩墨良指出这是违反财务制度的，不予报销。那位经理十分不满，有个干部公开说：“这是我们出租汽车公司的‘政策’，你的手伸得太长了！”从此，某些人就怀恨在心，在工作中寻机刁难应聘干部。
有些干部长期利用自己保管的小汽车办私事，影响很坏。在公司行政会上，应聘者提出收回私车，得到多数干部支持。决定作出后，那位经理却一直顶着，照常开着上海牌小轿车四处干私事，而且不断出车祸。行政会又决定让应聘副经理李林根去做他的工作，几经周折，他才被迫交出了小车钥匙，但怨恨却更深了。
在安排进人问题上，公司有的领导依仗权势，随意调进自己的子女。有的人根本不经应聘领导干部的同意，大摇大摆地进了出租汽车公司。对这种不正之风，韩墨良等同志按照党的原则，表示坚决反对，却遭到种种冷嘲热讽。
改革路上艰难多。习惯势力不仅对应聘者的努力处处制造障碍，而且从一开始就对这场改革的尝试持否定态度。
应聘干部上任伊始，该公司政工科副科长就在一次干部学习会上毫不掩饰地说：“你们应聘的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我们是老化、僵化、火化，都是‘三化’，咱们走着瞧！”
去年5月，公司对财务干部进行业务考核，评定职称，应聘副经理曾富庆任考核领导小组组长。身为领导小组成员的那位政工科副科长，从不参加考核工作，但在最后的审定讨论会上，她却硬要凭其主观印象给某人授予某种职称。填写考核人员的表格时，她不上班，曾富庆等同志将表格填完之后，她又说：“你们的手伸得太长了。考核是我们干部部门的事，不需你们来管。”“你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招聘的事，建委还没同意呢！”“考核情况未经我们政工部门同意，不允许上报。”
三十出头的应聘副经理李林根，热心自己分管的工作，他提出，车队应按车型分开管理，大、中、小车每一部分都搞独立核算，根据经营效果进行分配，并且把业务科与车队分开。但这个合理的改革方案却遭到那位经理的竭力反对。
应聘干部在工作中处处受到牵制，在政治上也备受冷遇。许多本来应让他们阅读的文件，包括那些同他们分管的工作直接有关的政策性文件，有人就是卡着不送给他们看。韩墨良是分管机务工作的副经理，在机务党支部会上，党员们一致选他为党支部书记，局党委又增补他为公司党委委员。反对这场改革尝试的人，又一次被激怒了。政工科那位副科长没好气地说：“我们不差政工干部，我们招聘的是经理。”
至于他们在生活上的问题和困难，公司某些人更是不闻不问，甚至故意刁难。
在改革的征途上，六位应聘者饱尝了各种委屈，忍受过各种苦恼。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他们失去信心。他们准备继续战斗。
阻力非打破不可
公用局党委在用人制度上所做的这一改革尝试，实实在在是一件好事。然而，始终得不到其上级领导机关——重庆市建委的支持。建委那位负责人曾说过：“不管他们搞得怎样，我都不承认。”
1981年7月4日，公用局党委报告市建委，请求对符合干部条件的应聘人员办理干部任命手续。市建委于7月14日作了五条“批复”，否定了“招聘简章”关于应聘者“试用合格后，按干部管理权限正式任命”的规定。7月下旬，市建委那个负责人在事前未同公用局党委商量的情况下，完全无视已经聘用的干部，为出租汽车公司重新选择了几个领导，另组公司领导班子。8月初，这位从未到过出租汽车公司的市建委负责人先后两次亲自来到该公司，在中层干部会和职工大会上，为自己挑选的领导干部上任讲话。
新去的党委书记根据建委那个负责人的意见宣布，韩墨良等应聘的同志停止工作，搬出办公室，集中在三楼写“总结”。
在这种情况下，应聘的六位同志被迫于8月12日向公用局党委递交了辞聘书。当他们离去时，不少干部职工偷偷地向他们告别，有的流着泪说：“你们是真正为国家干事业的人，为什么就不吃香，行不通呢？！”
公用局党委妥善安排了他们的工作，并提出让李林根同志去上海交大学习，建委那位负责人不同意，甚至指示，对这些人不能提拔，不能留在局机关工作。
招聘真的错了吗？事实是判断是非的最有力的根据。六名应聘干部在上任后的半年试用期内，虽然工作处处受到阻碍，改革方案无法实施，但他们在广大职工支持下，还是使出租汽车公司的生产发生了可喜的变化：1981年1至7月，营运收入比1980年同期增长144％，实现利润增长99．73％，车辆完好率达91．48％。而应聘者辞聘后，该公司的车辆完好率只有80 ．46％，扣除新增加的车辆，营运收入比上半年降低了11．3％。
建设四化是十亿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改革的洪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党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同志得悉这一改革尝试的情况之后，迅速作了批示：“重庆市公用局关于用人制度一次改革尝试的失败，反映经济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可见实行干部四化（指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之难，但这种阻力非打破不可。”
这是1982年的初春，春风从中南海吹出。
2月4日，中共四川省委接到中央负责同志的批示后，省委书记们立即传阅、研究，并指示：迅速派人赴重庆调查，坚决按中央精神严肃处理。
2月6日清晨，省委组织部的调查组来到重庆，随即向重庆市委负责同志传达了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重庆市委抽调专人与省委组织部的同志组成联合调查组，当天下午就开始工作。
2月11日，调查组经过认真讨论、分析，给市委写出了《关于处理重庆市公用局招聘干部“夭折”问题的几点建议》。
2月13日下午，重庆市委全体书记即就此进行了专题研究。经过讨论，最后一致决定：市公用局招聘干部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改革用人制度的一种尝试，是一个新生事物。市建委的处理是错误的，五条“批复”也是错误的，应即收回，夭折的新生事物要扶植起来，应聘干部均应返回出租汽车公司工作。
从这场改革尝试经历的曲折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改革道路上的种种困难，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党中央倡导改革、推动改革的决心和气魄，看到了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支持改革、拥护改革的热情和行动，看到了我们伟大事业的希望。
《中国青年报》记者 董维
（原载2月25日《中国青年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