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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版()
专栏：

　　对版本的一些意见
北京图书馆
一 书刊版权页的著录问题
书刊版权页究应著录那些项目，这是需要有个比较划一的规定的。譬如书名、册数或册次、著者——要是译本的话，将原著者的国籍、著者原名以及译名一并注出，更属必要——译者、出版处及详细地址、出版年月、版次等等。如一书为修改、增订，或修正本，更必需注明。过去有好些新出版的书刊，对于这方面太不注意了。版权页著录过简，有的连版权页都没有的，出版年月就无从标明出来。有些期刊也不注明刊期，如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等，有的也不注明卷期。这些也希望能有个一致性的规定。
二 关于翻译方面的问题
（一）同是一个原本，因为译者的不同，就把它译成两个书名了。例如最近出版的《北朝鲜》和《我们看到了朝鲜》，根本就是一个原本。还有《孤村情劫》和《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也根本是一个原本。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没有权利强求其译名统一，但我们要求的是翻译书刊必须附注原文名称，这就不难解决这个问题。这应该是出版家和译者所乐于给读者和图书馆工作者帮忙的吧！
（二）翻译的书籍，一个原著者的各种不同著作，有因译者的不同（甚或同是一个译者）就把一个人译成两个不同的译名了。例如：《全国新出版图书目录》一二三面所著录的Ａ·龚察尔、Ａ·冈察尔、冈察尔等；又如，Sholokhov，Ｍ·Ａ·，译名就有如下的不同：萧洛霍夫、邵洛霍甫、梭洛霍夫、梭罗霍夫、萧洛浩夫等。又如最近出版的《苏联国民经济计划》，与《苏联国民经济计划的设计》，本来就是同一原本，因为译者的不同，就把书名和原著者的译名都分歧了。这实在是极应谋求划一，或至少必须注出原作者的原名来的，至于标明原作者的国籍当然更属必要了。
（三）苏联作家有复姓的。通例复姓之间都是用一小“横”，但很多译者是不注意这一点的，或者就随便加一个小圆“点”，这是很容易和单姓的全译混淆不清的，我们希望出版家与译者注意到这一点。
（四）有些译者的署名，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其取消“出版时署名听便”的自由，但我们希望通过出版总署或其他新书评介、译者著者小传或介绍之类的文字，能够使它统一起来。这里我们可以信手指出的，如《季米里亚席夫》一书，署名涛译，而又有《季米里亚希夫传》一书，署名朱滨生译，其实原来同是一书，译者同是一人。我们作这样判定，是费过不少翻检之劳和考据工夫的。但还不敢确定其是否正确。
（五）有的翻译书籍因为版次的不同，就往往把一个书名改成两个。如李霁野译的《卫国英雄故事集》，在重庆出版时书名是叫《死后》。像这种情形，我们也希望其他译者能和李先生一样，由自己作一附带说明。
三 关于书名、页次、校对和印刷方面的一些问题
（一）有的书因为出版处的不同，竟把一个书用两个名字出版出来，如三联版赵冬垠的《价值与剩余价值》就是生活版的《经济学初步》。还有些集子，内容相同，由于出版处的不同，竟把书名滥用起来，这种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了。我们希望以后这种情形尽量减少才好。
（二）有的书往往因篇章的各自独立，页次也是各自起讫的。这使读者和图书馆工作者统计起来非常麻烦。我们建议凡是一种篇章页次各自起讫的书籍，能够在单独页次之下，加印一个总页次的号码，像商务版所出版的万有文库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
（三）有好多书校对的都不够好，以后希望尽量纠正这项对读者不负责任的缺点。
（四）有些通俗读物中，插图占有相当的比重，似乎也应当把插图的作者标注出来。
（五）儿童读物希望能印刷得清楚，装订得特别坚固，纸张也要用好点的，因为有的书儿童看不了几天就破烂了。现在一般连环画的装订都不很结实。
（六）现在一般儿童对阅读连环画的情绪非常高，但适合儿童的却很少，希望多出版些适合儿童的。
编者按：我们完全同意北京图书馆所提的如上的意见，并作补充如下：
一、版权页是出版物的标志，是应该郑重处理的。这不只是出版工作的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最严肃的政治工作”，诚如陈伯达同志所说：“这也就是说明我们的出版工作者重不重视历史观点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书籍原是在解放前出版的，重版时，在版权页上不是标明“一九四九年某月初版”，便是标明“一九五○年某月初版”，而内容是有许多地方与当前政治形势不相符合的，这样不但使许多新读者搞不清楚，而且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在我们所收到的读者来信中，对于这种“初版书”的责难是很多的。八月十日上海大公报《读书与出版》发表的《关于重版书籍》一文，曾就三联书店所犯错误，具体指出了许多例证。三联上海办事处曾以公开信说明：“我们所称初版，是以三联这个单位第一次印行而言。”这理由是片面的，同时也不能解释更改书名这一更错误的事实（除了北京图书馆文中指出的《价值与剩余价值》与《经济学初步》外，我们还接到读者长春东北师大杜平先生来信指出三联版《哲学研习提纲》与前以实践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哲学初级研习提纲》，是同书的异名两印。）三联应该重视读物的历史观点，同时即为了照顾它本身过去的光辉历史，也应该在版权页上有详细的著录。这一问题不只涉及三联一家的出版物，我们希望一切公私营出版家都不要忽视这一问题。
二、翻译书籍应该详细记明原本作者本名、国籍、原书出版年月、原书原文名称，也都是必要的。《现代世界民主运动史纲》一书，只在封面和扉页中出现了原本作者的中译名，有一篇译者序，对于原作者、原书出版年月及在何处出版，却无一字提及。《新越南》标明了原作者国籍，而原书哪一年出版的却找不着说明。写书的时间是该书内容的一根重要线索，忽视了这一点，定会影响到读者对著作的理解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