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秀成自供》之谜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李秀成自供》之谜
张道贵
评论李秀成功过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仅解放以来，先后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就达三百余篇，它占同一时期研究太平天国史论文的十分之一，盛况可谓空前。在这中间，除戚本禹之流别有用心的评论之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的争论，人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是十分正常的。综合这些文章的观点大致可分三种。
李秀成是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李秀成把一生贡献于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李秀成自供》中没有出卖过太平天国的任何重大机密问题，白纸黑字是其美中不足之处，这是不可避免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所造成的。
李秀成是坚定的革命者。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根据李秀成在战场上的卓越功勋以及李秀成面临曾国藩的刀锥割刺“殊不动”的表现，在刑场上“复作绝命词十句”的大无畏气概，认为《自供》是李秀成为保存实力，以便东山再起的缓兵之计，是一种伪降行动。
李秀成是可耻的叛徒。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李秀成被俘前就是革命内部的蛀虫。他是“迷迷蒙蒙”混入太平军革命队伍，以后凭着机变才干爬上了领导岗位。《自供》是摇尾乞怜、苟且偷生的铁证。
上述三种看法，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何评价《自供》，这是评价李秀成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罗尔纲就著文《忠王李秀成自传考证》，以笔迹鉴定为标准，断定：“曾国藩后人家藏的《自供》原稿确是忠王亲笔。”不久，年子敏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商榷》一文，认为所存的《自供》稿本是“曾国藩所伪造”。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忠王李秀成自述手稿》、《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先后由科学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尤其是1962年台北世界书局影印的《李秀成亲笔手迹》问世之后，引起了学术界更多的人关心这场关于《自供》真伪之争。可是，好景不长，戚本禹的两篇奇文《评李秀成自述》、《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出笼了，学术争论纳入了政治运动的轨道。紧接着的“文化大革命”降临，又使学术界“万马齐喑”。然而，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倒转，粉碎了“四人帮”，春天终究回到了史学园地。关于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又在学术界热烈展开了。荣孟源把早在1963年完稿的《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重新整理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上，他经考证认为：“《自供》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删改后重抄的冒牌货。”其理由主要如下：
一、从每天所写起讫处看不是真迹。李秀成每天是随写随交，真迹应是散叶或分装为九本，不会是写在一本装订好的“吉字中营”横条簿上；绝不能每天都结束在末页末行最末一个字。而今所见的《自供》，前后一两天所写连在一起，看不见每天的间隔，显然是曾国藩派人把李秀成每天所写的真迹汇抄在一起的。
二、从《自供》字数上看不是真迹。写供人李秀成，删改人曾国藩，参加删改人赵烈文，三方面的材料都说明李秀成真迹是5万余字，而现今留下的《自供》只有3．6万多字，比真迹少1万余字。
三、从曾国藩对《自供》删节处看不是真迹。曾国藩交往军机处的《自供》，与曾国藩所存《自供》稿本的多处地方字句不同；曾国藩所存《自供》稿本从第一叶到四十叶，书口均写有叶码，整整齐齐，并无差错，这就说明《自供》并非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删节后的抄件。
四、从《自供》字句行款看不是真迹。《自供》中出现的“上帝”、“天王”多数并不抬头，这不合于太平天国严格的书写规定；《自供》中凡“清”字均不讳，却把不该讳的“青”写成“菁”，显然是违背了太平天国的避讳制度。
在荣孟源提出《自供》“是曾国藩删改后重抄的冒牌货”的同时，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在给《中国友好协会会长》（1978．8．4）的信笺中，也对《自供》的真实性提出了看法：
“如果象曾国藩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卖国贼官吏竟然会不去充分利用被俘的李秀成来进一步达到满清的目的，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他可以先鼓励李写下他本人的历史，然后再通过他的专家在同样的纸张，以同样的文风，添加上有害于太平天国事业的东西。之后，在显示他本人宽宏大量的同时，对全部东西加以编辑剪裁。”
“由于自首书是经过篡改的，所以，曾国藩对它的安全显得异常的神经过敏。他曾命令其家属不得给他人看这份自首书。我曾亲自在上海听见过他的孙子说过这件事。”
针对荣孟源的看法，陈旭麓在同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上，撰《〈李秀成供〉原稿释疑》一文，断定“《自供》是李秀成的亲笔”。
他说，每天所写起讫问题，“我们不可能设想当时的李秀成好象后来的作家一样，有一个每天分节写出的章节安排”；《自供》字句款讳问题，因为“李秀成在皈依拜上帝教之前，已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成年人了，早有通行的书写习惯，在加入拜上帝教之后，经历了十余年，尽管熟悉了太平天国规定的书写格式，但有时疏忽，又回到早年的写法，犯了讳，也并不奇怪。”
他又说，《自供》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国藩在上报清廷和在安庆刊出后，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他作伪的目的，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假东西当作宝贝传之后代呢？为什么到他的第四代曾约农还要把这个易招物议的假东西公之于世呢？
除此以外，也有不少同志提出更多的疑问，曾国藩为什么要豁出老命，冒着“欺君”之险，把《自供》删改后的抄件交往军机处，而把《自供》原稿隐藏下来？曾国藩为什么要把这一份《自供》既不是什么著名书法家的墨迹，又随时可能带来危险的东西，紧紧伴随在自己身边呢？为什么五十年代我们史学界在争论《自供》真伪问题热闹的时候，曾氏后人不把《自供》原稿公布于世呢？1962年曾氏后人将《自供》原稿在台湾影印出版，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呢？……
上面这一连串问题，如若真正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答案，《自供》真伪之谜底也就可以揭晓，那么，对李秀成的评价就不会有什么分歧了。
（摘自1982年第2期《文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