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邢贲思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一百多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的实践和认识在许多领域已经进入了相当深的层次。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还灵不灵，还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还是不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还应不应当坚持它，并把它作为指导我们实践的根本指针？这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亟需回答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一般哲学的特点。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最一般规律的学问，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和物理、化学、生物、历史这样一些科学不同，哲学不是某种具体知识的结晶，而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一部哲学史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史。在人类的认识史上，怎样认识人生活的周围环境（即客观世界），以及人的意识同他所处的环境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的哲学概括就是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维谁决定谁，谁是第一性的，谁是第二性的。当然，哲学所要回答的问题不只是这一个，还有比如物质世界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如果是运动的，有没有规律，运动的规律又是什么；意识是会变化发展的还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会变化发展，有没有规律，它的规律又是什么；此外如人的本质应当如何理解，社会的演变有没有规律可循等等，也都属于哲学应当回答的问题。总之，哲学所要回答的都是最大范围的、最抽象最概括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属于世界观方面的问题。哲学和具体科学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提供解决具体知识问题的答案，而是仅仅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同所有其他哲学有共同点，它也是一种关于自然、社会、思维最一般规律的学问，也是一种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不同于其他哲学，它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其他哲学，对于自然、社会、思维最一般规律所作的概括，即使在个别问题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总体上却是不正确的，不仅唯心主义哲学是这样，唯物主义哲学也是这样。就拿旧唯物主义哲学来说，尽管它在解决物质和意识谁决定谁这个问题上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但又认为客观物质世界不是处在运动变化发展中，而是静止不动的，这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而在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中，旧唯物主义又总是陷于唯心史观的泥坑而不能自拔。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没有这种弊病。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概括了人类认识史上的积极成果，特别是总结了十九世纪重大的科学发现，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了起来，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并在历史领域内把辩证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克服了唯心主义的弊病，也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弊病，它的出现是哲学上一次伟大的革命。从此，哲学作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才奠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它本身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一般哲学的特点已简述如上。现在我们再来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还灵不灵、还要不要继续坚持这个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还灵不灵，就是说它有没有过时。我们的回答是，它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虽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形成的，但是它是人类认识长期发展的结果，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具备了从人类长期积累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中正确地概括出关于自然、社会、思维最一般规律的条件。尽管许多细节还待以后的历史发展来加以证实和纠正，但是这种规律确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发现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一百多年来的情况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许多细节上得到了补充和纠正，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概括的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规律仍然是正确的，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发展不但没有否定这种规律，反而更加充分地证实了这种规律。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过时，指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概括的这种最一般的规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它作为指导我们实践的根本指针，指的也正是继续用这种规律性的认识来武装我们，使我们具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作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理解，决不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切细节、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的每一句话都要坚持，搞什么“句句是真理”，搞什么“两个凡是”。那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非但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违背了它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把它贬辱为一种宗教教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太严重了，它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正常发展，同时也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许多人怀疑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又必须把这种坚持同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区别开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完全正确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那么它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人类认识的极限，已经穷尽了全部真理，再也不需要发展了呢？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全部真理，而只是为人类进一步认识真理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有什么绝对不变的永恒真理，而认为真理是一个过程，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包括它的哲学当然也完全适用。因此，如何根据人类新的实践经验，根据自然知识、社会知识的新的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气勃勃、永葆其革命青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当前，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而这种研究一旦获得结果，肯定会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例如，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作出进一步的概括就是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在总结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各种社会知识的基础上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但由于条件的限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揭示不够具体。虽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完全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具有哪些和其他社会形态相同的地方，又具有哪些为它自己所固有的特点，从规律性的角度加以概括，则仍是哲学所应当回答的问题。现在来研究这个问题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一些国家中曾经先后发生，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现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是一个全世界瞩目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敌人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缺点失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不美妙。一些同情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善良人士甚至我们自己人民中的一部分也对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忧心忡忡。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加需要我们去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进一步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规律。这对于我们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对于驳斥敌人的谰言，坚定人民的信心，对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声誉，都有重大的意义。
对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进行研究和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重要任务。近二三十年来，自然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知识的“废旧率”大大地提高。据某些自然科学家估计，现在大约每五年左右，就有大批自然科学的知识需要更新，一个科学家如果脱离自己的研究工作三五年，就会落伍。因此，现在国外自然科学界用“知识爆炸”这一名词来形容知识更新的情况。对于自然科学的这种迅猛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置之不顾。近年来物理学关于物质结构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通过这些研究，人们对原子核的内部的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在已经知道，原子核内部不仅有许多基本粒子，而且这些基本粒子的情况很复杂，按照质量大小及其他性质的差异，它们一般被分为光子、轻子、介子、重子（包括核子、超子）四类。此外，还发现具有奇异量子数的奇异粒子、寿命极短的共振态粒子等等。基本粒子虽是物质结构的较深层次，但是它们并非物质结构的“细胞”。现在已经发现，基本粒子本身还有某种内部结构，比如通过轻子和核子的深度非弹性碰撞实验以及其他实验，发现强子（重子和介子的通称）内部就存着特有的内部结构。现代物理学所揭示出的物质结构形态，比列宁当年对物质作出哲学概括时人们知道的情况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对这种情况理应作出新的概括，以丰富原有的物质概念。当然，不是说原来的物质概念已经完全过时，应当抛弃，也不是说要以物理学上的物质结构的概念来代替哲学上的物质概念，而是说应当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使得原来的物质概念更加充实完善。控制论、信息论的发展是近年来自然科学的又一重大突破。现在关于电子计算机模拟人脑思维、关于人工智能前景的研究，已成了国际上的热门。这些研究不但开拓出一门新兴科学——智能科学，而且向哲学提出了挑战。信息是什么，反馈是什么，电子计算机模拟人脑思维的活动和人的认识活动的关系怎样，电子计算机有没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认识主体，这些问题已经不仅是信息论、控制论、智能科学所应当回答的，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所应当回答的。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代替具体科学，给这些问题提供具体答案，而是说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哲学概括，以此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
总之，无论是社会实践还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都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大量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新的总结和概括，这是历史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自己的青春活力、使自己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所必须做到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所说的坚持，不是不顾人类实践和认识的新成果的坚持；我们所说的发展，也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发展。只有坚持才能发展，也只有发展才能坚持；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统一起来，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正确的态度。（为1981年《中国哲学年鉴》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