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过年
梁实秋
我小时候并不特别喜欢过年，除夕要守岁，不过十二点不能睡觉，这对于一个习惯于早睡的孩子是一种煎熬。前庭后院挂满了灯笼，又是宫灯，又是纱灯，灯光辉煌，地上铺满了芝麻秸儿，踩上去咯吱响，这一切当然有趣，可是寒风凛冽，吹得小脸儿通红，也就很不舒服。压岁钱不是白拿，要叩头如捣蒜。“姑娘爱花，小子要炮……”，我却怕那大麻雷子二踢脚子。别人放鞭炮，我躲在屋里捂着耳朵。大年初几不动刀，大家歇工，所以年菜事实上即是大锅菜，大锅的炖肉，加上粉丝是一味，加上蘑菇又是一味，大锅的炖鸡，加上冬笋是一味，加上番薯又是一味，都放在特大号的锅子、罐子、盆子里，此后随取随吃，大概历十余日不得罄，事实上是天天打扫积菜。芥末堆儿，素面筋，十香菜，比较受欢迎。除夕夜，煮饽饽端上来了。我困得低枝倒挂，哪有胃口去吃？胡乱吃两个，倒头便睡，不知东方之既白。
初一起得特别早，梳小辫儿，换新衣裳，大棉袄加上一件新蓝布罩袍、黑马褂、灰鼠绒绿脸儿的鞋子。见人就得请安，口说：“新喜”。日上三竿，骡子轿车已经套好，跟班的捧着拜匣、奉命到几家最亲近的人家拜年去也。如果运气好，人家“挡驾”，最好不过，递进一张帖子，掉头就走。否则一声“请”便得升堂入室，至少要朝上磕三个头，才算礼成。这个差事我当过好几次，从心坎儿觉得窝囊。
民国前一年，我的祖父母相继去世，由我父亲领导在家庭生活方式上作维新运动，革除了许多旧习，包括过年的仪式在内。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过年不再作年菜，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分装四个圆笼，除日挑到家中，自己家里也购备一些新鲜蔬菜以作辅佐。一连若干天顿顿吃煮饽饽的怪事也不再在我家出现。逛厂甸我们是一定要去的，不是为了喝豆汁儿，吃煮豌豆，或是那大糖葫芦，是要到海王村和火神庙去买旧书。白云观我们也去过一次，一路上吃尘土，庙里面人挤人，哪里有神仙可会，我再也不作第二次想。过年时我最难忘的娱乐之一是放风筝。风和日丽的时候独自在院子里挑起一根长竹竿，一手扶竿，一手持线桄子，看着风筝冉冉上升，御风而起，一霎时遇到罡风，稳稳的停在半天空，这时候虽然冻得涕泗横流，而我心滋乐。
（原载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