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正党风的一个重要方面——读《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端正党风的一个重要方面
——读《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
孙长江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多次指出，反对官僚主义是我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1980年夏季，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小平同志把“好说空话”作为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其他的多种表现实际上也都和空谈的领导作风有关。正是在我们党把克服官僚主义的任务提到重要位置的时候，重新学习刘少奇同志《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这篇文章，感到格外亲切。
少奇同志指出，在我们党的高级和中级的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中，要特别虚心地检查自己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要肃清空谈主义的现象，因为这是当时工作的主要障碍。这种空谈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的第一个特点是，把中央提出的总任务与总策略，当作佛经上的“阿弥陀佛”，在口头上诚心念它千遍之后，这些任务与策略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所领导的部门与地区和这些总任务与总策略究竟有什么关系，应当怎样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加以贯彻与运用，自己还没有懂得。第二个特点是，对不赞成他们的那种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的同志进行无理的责骂，
“除开翻来复去地骂这些同志是‘机会主义’之外，什么也说不出来。‘机会主义’骂过了，已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而新的问题又要发生”。少奇同志尖锐指出，这种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把活生生的事情，活泼泼的问题，变成了死气沉沉的东西；而更为严重的是，
“本来是很活泼有生气的同志，一经过这些空谈家的责骂和搬弄之后，就变成了象失掉灵魂和前途的人一样”。试想，如果我们党的事业变成了这种状况，那末，还能谈得上什么战斗的生命力呢？少奇同志是在四十五年前，针对我党北方组织讲这番话的。但是，今天读起来，仍然毫不减少它的真理的光辉。
经验告诉我们，习惯于这种空谈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的同志，并不自觉这是在葬送党的事业。如象斯大林说过的，他们多数“可以说是一些爱说废话的老实人”，是一些“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没有能力做组织工作的老实人”。谈到这个问题，人们很容易记起斯大林的那一段非常生动逼真的描写。斯大林说，“当我们把这些爱说废话的人撤职，把他们远远地调离实际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摊开双手困惑不解地问道：
‘究竟为什么要把我们撤职？难道我们没有把一切必要的事情都做了吗？难道我们没有召集突击队员大会吗？难道我们没有在突击队员会议上宣布党和政府的口号吗？难道我们没有把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选为名誉主席团吗？（全场大笑）难道我们没有给斯大林同志拍致敬电吗？——你们究竟还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全场哈哈大笑）”（《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47页）
斯大林的这段生动描述，虽然引起了“全场大笑”，“全场哈哈大笑”，但却不是笑话，而是现实。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我们不是也很熟悉这种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吗？千篇一律地召开一个模样的各种积极分子大会，照本宣科地宣布不作任何解释（或者随意作了解释）的口号，照例“一致通过”地选举早已定了的主席团，集中力量撰写辗转相抄的致敬电……这曾是一个时期内一些人颇引以为得意的、也是一些人颇为赞赏的领导艺术！
但是，如果径直把这种空谈的领导作风当作可笑的吹牛习气，当作无能的领导者的愚昧举动，那就过分简单了。这种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的存在，有其历史的缘由。它不仅反映了一部分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而且还曾经是对于一种特殊的历史经验的歪曲的总结。一个时期里，在一些人看来，说空话是颇有好处的。第一，这可以迎合一些爱听空话的上级领导的癖好，他们听惯了并无实际意义的“豪言壮语”，忽然听到另一种调子会不高兴的；第二，这可以压服（实际上当然是压而不服）那些不同意自己作风的下级，给他们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这当然是再简便不过的办法了；第三，这还可以掩盖自己的无知和懒惰。这种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既不必研究上级指示的精神，也不必研究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更不必拿出什么贯彻的措施。这样的领导工作还需要什么知识呢？还需要什么辛苦呢？第四，也许这是最重要的，这种空谈的领导方式既省心又安全。既然是空话，就没有什么具体内容。这样，一旦来了什么“运动”，检查起来，就可以很坦然地说道：“我的领导工作，都是照抄照搬的，没有一个字属于我自己，因此，也就没有一个字需要我负责。”
当然，产生这一切的政治条件，已经过去了。在那种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有时，“说空话”甚至也不失为一种抵制错误路线的特别的方法。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就再也不能容许这种作风来危害我们党的事业了。
历史前进了，条件改变了，但残留在人们头脑里的旧的痕迹并不会一下子消除，即使消除了旧的影响，也还会产生新的空谈的作风。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在今天仍然是我们端正党风、克服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少奇同志说，“忽视与离开各地特殊情形，一切好的决议都要变成空谈”。他要求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从具体实际入手，认真调查研究，把党的决议运用到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中去，而不是照抄照搬。要用一番功夫去研究党的决议和文件，把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任务真切地研究清楚。少奇同志深刻地分析了，那种满纸拥护新策略并用新策略责骂别人的，实际上并不能证明对于新策略有了真切的了解，往往恰恰是“用官僚主义与空谈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决议”。少奇同志揭露的这种对付党的决议的态度，的确有必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为了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少奇同志要求领导干部虚心学习，“不要在你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上教训别人，指导别人”。少奇同志提出的这个要求，在今天的条件下，尤为重要。
我们正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认真学习许多知识。知识并不是由人的地位给予的，要有知识，就得学习，不学习就没有发言权，没有领导权。少奇同志还提议，上级对下级，应该少采取指示与命令的方式，多采用提议、建议与讨论的方式；少责骂下面，多帮助下面，不允许随便给人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少奇同志的这些提议，在今天，不仅依然适用，而且由于我们党已经是执政党，更要引起注意。就是说，在掌握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的时候，更要注意把领导工作建筑在真理的基础上，建筑在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筑在权力的基础上；建筑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筑在家长制的基础上。只有端正领导作风，改革和完善干部制度，只有使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能够切实有力地实行他们的监督的权利，空谈的领导作风才能够真正得到肃清。否则，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制度不合理，责任不明确，“肃清空谈”本身也会成为空谈的。
当前我们党正在进行的反对官僚主义、改革上层建筑的工作，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保证。人民不能容许空谈的作风把我们的事业变得死气沉沉。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是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六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越来越明显地看到这种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恢复和发扬。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更加生气勃勃，兴旺发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