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实·公允·清新——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书评

翔实·公允·清新——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
戴逸 文海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新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上）》）。这是一部史事翔实、立论公允、格调清新的优秀史学著作，是近年来我国丰富多采的学术园地开放的一枝新卉。
《中华民国史》编写的是从中华民国的兴起直到灭亡的整个一代的历史。此书由集体编写，李新主编。全书计划写三编：第一编包括中华民国创立时期及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历史；第二编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第三编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历史。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多卷本著作。编写这样的著作需要深湛的研究和丰厚的资料积累，需要许多同志长期而有计划的通力合作。它既是很艰苦的研究工作，又是很复杂的组织工作。在编写《中华民国史》以前，已经预先编写了《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传》以及各种专题资料数十册。因此，它的出版，既是过去多年大量的辛勤劳动的可喜成果，又是今后大规模编写工程的良好开端。
本书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上）》）是全书开宗明义的篇章。它分析了中华民国产生的背景，描述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说明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同盟会的出现以及这个革命组织成立后所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斗争，充分肯定了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和推动革命的伟大功绩，展现了那个时代无数志士仁人为振兴中华而英勇奋斗的历史面貌。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内，各种政治势力的矛盾错综复杂，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更迭变换，人民群众的斗争风起云涌，政治形势的发展瞬息万变。本书通过对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的细致而深刻的叙述与分析，形成了自己的颇具个性的若干特色。
本书的《序言》中曾经提出：“要实写，不能虚写，虚写容易概念化。”应该说，第一编这一部分是认真贯彻了这个主张的。对于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书中总是力求具体地、详尽地加以论述，讲清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尽可能地把事情的全貌告诉读者。作者不是先验式地向读者去“灌输”什么现成的历史结论，而是通过对历史本身的翔实的描绘，引导读者自己去作出判断。为了做到史事翔实，本书所征引的资料不仅来源于国内已经公开出版的大量书籍报刊，而且还有许多采自从未发表过的历史档案、手稿、电稿、碑文拓片等。同时，也尽可能地参考和利用了台湾和国外出版的有关论著及资料。对于某些记载歧异的史料，书中作了必要的考订。这些都表明了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所持的严肃认真的态度。
在书中得到较好体现的另一优点是实事求是，立论公允。由于近代社会矛盾的极端复杂性和斗争的空前尖锐性，许多历史人物，前期和后期的政治态度和历史作用，常常有很大的变化。对于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了伟大的历史运动，作出过相当的有时甚至是重要的历史贡献，可是在后来却走向了反面，终于成了历史的罪人的那些昙花一现的人物，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因为他们后来的罪恶而对他们前期的历史活动一笔抹煞，讳莫如深呢？还是对他们的前期活动进行适当的“改铸”，以证明他们后来的坏是有“历史根源”的呢？抑或是对他们的前期功绩和后来的罪恶如实写出，以看出这个人物的发展轨迹及历史全貌呢？本书坚持了最后一种态度，因而也就真正地做到了实事求是，立论公允。如本书在处理汤尔和、汪精卫、吴稚晖、胡汉民等历史人物时，就坚持了这种态度。
对于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本书在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的同时，并不回避他们的某些局限和缺点。这是尊重历史事实、立论公允的又一个方面。作者对陈天华的论述就是一个例子，既高度评价了陈天华的革命活动，又分析了他身上存在的弱点，这就避免了那种好就是绝对地好、一切皆好的形而上学。
上面提到的这些优点，使得本书在内容上具有一种突破了框框的新特点。但还应该指出，本书在表述形式和文字方面，也给人以一种值得称道的清新之感。历史本身是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历史科学著作也应该避免写得枯燥、干瘪、呆板。为此，本书选择和使用了许多活生生的史实，使得全书丰满充实，情趣盎然，读来引人入胜。
（摘自《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