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做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
本报评论员
近两三年来，经济领域中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等违法犯罪活动很猖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党员、干部，甚至负相当责任的干部也参与这些违法犯罪活动。尽管他们在整个党员和干部队伍中只占极少数，但是这些人的犯罪行为已经严重地破坏了我们党的威信。如果听之任之，任其发展下去，那就会毁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毁坏我们党和人民几十年艰苦斗争取得的革命成果。对于这样一种巨大的危险，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要有足够的认识。
应当充分肯定，粉碎“四人帮”五年多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同志的努力奋斗，我们已经把党和国家从十年内乱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挽救过来，重新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忘记的。但这是不是说，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除了战争危险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任何重大危险了呢？当然不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危险仍然存在，那种使党衰败下去，走向“和平演变”的危险性远远没有消除。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比三十年前的“三反”、“五反”时期严重得多；在思想文化领域和整个社会风气方面，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封建主义残余的侵袭和崇洋媚外等现象的严重性，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少有的。一定要看到还有很大的危险，这是第一个要清醒的地方。
危险主要来自哪里？我们经常说要警惕外来的侵略和颠覆的阴谋，要警惕已被打倒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渣余孽的蠢动，这些话无疑都是对的。但是我们同时还应当明确认识，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党，只要党自身的肌体是健全的，能够有效地抵御各种“病菌”的侵蚀，自己不倒下去，自己不烂下去，始终和人民在一起，那么，任何敌对力量要把我们搞烂，把我们推倒，都是不可能得逞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主要的危险不是来自别的方面，而是来自我们党内不坚定分子的腐化变质。看到危险主要来自哪里，这是第二个要清醒的地方。
就党本身来说，关键又在哪里呢？是不是全部3，900万党员都是关键所在呢？不是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党内中上层的领导者。如果我们的中高级领导干部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把我们的党带好，党就有力量克服一切错误的东西。毛泽东同志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篇文章中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观点，非常深刻，非常重要。他那时说要有一两百人，现在历史条件不同，要有一两万人。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万到两万个干部真正成为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战斗力就可以大大提高。党搞好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管多么艰巨，都一定可以搞好。反之，如果我们党内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在和平环境中腐化变质，而且不能及时地加以制止，任其滋长泛滥起来，那就很危险。所以，关键是在于党的中高级干部，这是第三个要清醒的地方。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党中央决定坚决打击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并且强调对违法犯罪的党员和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严加惩处，是多么正确，多么必要。这场斗争确确实实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兴旺衰败。如何对待这场斗争，是对所有党员和干部的严峻考验。我们一定要在党内，在党的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中，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党的干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都要重新学习并且切实掌握毛泽东同志关于统一战线又联合又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既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又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既要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又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既要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社会政策，又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等教导，并在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对内实行搞活经济政策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党的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一定要在新形势和新任务面前，增强党性锻炼，严守党的纪律，保持清醒的头脑。只要他们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任凭风吹浪打，我们党也自岿然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