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罗瑞卿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我所知道的罗瑞卿同志
任白戈
罗瑞卿同志不幸逝世后，我感到极大的悲痛，曾经写过文章纪念他。传记文学《罗瑞卿》的作者王振贤和许多同志都觉得我和他是同乡、同学、同庚、同志，最了解他的经历，希望我写几句话。我认为这无论对于逝者和生者，都没有理由推却，不能不答应下来，含泪命笔！
罗瑞卿同志是我一生相交最早的第一个挚友。在半个多世纪的共同奋斗中，不管是山海遥隔，还是朝夕与共，我们的友谊始终不渝。
我们是在四川南充中学相识的。1924年，我考入南充中学师范班时，他已先我一年入学。当时校内的学生来自乡村和城市，从衣着、举止上一眼即可区别，互相间颇有些格格不入。罗瑞卿却是例外。他虽来自县城，可对我们这些乡间来的同学十分亲热，这在当时嫌贫爱富的社会风气中显得分外突出。他有一股豪侠之气：扶助弱小，抱打不平，主持公道，常以他熟读的史书和武侠小说里的英雄人物的行迹做为镜鉴；他有广泛的爱好：长跑、跳高、踢足球，办壁报、演文明戏、组织音乐会。在他的周围，团结着一大批同学。因他身材高大，有长兄之风，同学们很自然地尊称他“罗大哥”。
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
真正的深交，是由于对中国前途的探讨、对革命真理的追求，特别是一次参加学生运动。
1924年，他作为带头人之一反对军阀何光烈压榨百姓的“佃当捐”，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担任南充中学学生会的工作后，他是我们有力的支柱。无论在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和“五卅”运动的“外交后援会”的工作中，无论在校讲演、在外宣传，他都十分积极，分外活跃。
1925年，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由于外祖父的羁绊（为了读完中学，他不得不向供给他上学的外祖父让步，答应不参加任何党派），没能和我们同时加入组织。但是把他称作国民革命的先进分子，则是并不过分的。他对我说：“虽然我先不加入组织，但是有什么事情大家一起干。我和革命生死同心！”
1925年秋，我引荐他拜访了吴玉章同志（吴老那时以筹建嘉陵高中为名到南充来检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组建情况、宣传国民革命），吴玉章同志对他说：“人生在世，要做出一番对人民有益的轰轰烈烈的事业，如同小说、舞台上的英雄豪杰一样，他们一出来，人人高兴”。这话对他的影响很大。所以，当1926年南充中学的国家主义派围攻我时，他不顾失学的威胁，挺身而出，怒吼着和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由于他平时团结了大批人，在同学中威信高，表面上又无政治色彩，所以他一出面就骇退了国家主义派，解了我的围。但是，可也就暴露了他的政治观点。从此，他索性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兵士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些活动，引起了他外祖父的震怒，终于，他和外祖父决裂，被迫在毕业前夕停学，于1926年6月离开了南充，踏上了艰难的革命道路。
1926年10月间，他从成都沿江而下，到了重庆。当时，正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官学校）在重庆招生。他找到王义林和我（我们已先他来到重庆，我在共青团四川地委工作），说：“国家这么乱糟糟的，我看光靠写写传单、发发宣言是不顶用的。要搞军事，我要当兵。”经我介绍，他考取了军校，并由在南充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任伯芳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出川时，我特去给他送行。与他同行的还有徐彦刚、张锡龙、游曦、赵一曼等同志。
听李鸣柯同志向我介绍，罗瑞卿同志在武汉军校表现很好，在讨伐夏斗寅、杨森围攻武汉的贺胜桥、仙桃镇战斗中勇敢顽强。后来，又听任启愤、何伯庄、王燕荪等人说：军校在赶去参加南昌起义的途中被遣散。罗瑞卿同志回到武昌，病倒在四川会馆，病势垂危。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对革命事业更加忠贞。稍有好转，便拖着虚弱的身体，顶着反革命逆流，四处去找党。
1928年初夏，我到上海，遇见了瑞卿，他大病初愈，衣食无着。这时，他在军校时的同志潘先知、郭仲容等人正劝说他投靠改组派。他说：“我宁可冻死饿死，也绝不背离共产党。”
历经磨难，他终于找到了党的组织并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白色恐怖的严峻事实，使他更加焦虑中国的前途。面对“飞行集会”中血的教训，他对我说：“蒋介石反革命靠的是枪，我们要革命也必须靠枪。朱德、毛泽东的道路无疑是胜利的道路。”他一面卖了仅有的铺盖营救被捕的徐德同志等，一面积极地向组织请求到苏区去，用枪杆子打天下。
1928年底，他的请求终于得到了批准。我替他准备了铺盖行李。为了庆祝他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为了这次不寻常的别离，我们几个朋友特意凑钱，置办了一桌家乡风味的川菜，举杯劝酒，慷慨悲歌，壮其行色。
1930年，他从汀州用我们约好的暗语写信来说：“已平安抵家，见到了亲人们。”
从此，我们失掉联系达七年之久，我还以为他已经为国捐躯了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从上海奔赴延安。行经荥阳，我怀着侥幸的心情向胡乔木同志打听他的音讯。出我意外，他不仅活着，而且担当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的重任。他听到我来的消息，当晚即派人赶着牲口迎接。本来约定第二天见面，但他等不及了，夜半时分，他赶了来，一见面就说：“睡不着觉，今天非见到你不可！”
在失掉联系七年、分别九年之后的重逢之夜，我们互相叙述了别后的情况。第二天一早，他首先介绍我到李富春同志那里报到，建议尽快着手调查，恢复我失掉了的组织关系。过了两天，又带我去参加了有毛主席出席的晚会，还领我见了毛主席，满足了我到延安的第一个愿望。
他十分体贴我的心情，带我参观延安，向我介绍红军，领我结识了许多领导干部和部队将领。他逢人便讲：“这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身居要职的他越发地对人豪爽和热情。
1938年春，我调到抗大工作。我们又在一起了。这时，他已经担任副校长的职务。
瑞卿按照毛主席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校风，和抗大的广大干部一起，把抗日军政大学办成了一所异常革命化、战斗化的新型学校。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加强政治部的组织领导，在抗大发展了大批的共产党员，为各根据地和抗日战场培养了千千万万的骨干。他关心干部，坚持原则又体贴备至，大家说，他既“铁面无私”，又“暖如春风”。
我深深地感到：站在我面前的罗瑞卿，是一个既熟悉又崭新的形象。九年的分别里，他飞跃了起来。如果说，在南充中学时期，他是一个尚未参加组织的国民革命的先进分子，那么在上海，我们已是从思想上到组织上的亲密战友；如果说在上海分手时，我们是在一个水平线上，那么此刻，他已经远远地走在我的前面。我深切地认识到，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红军的教育和锻炼，集蓄和保存了一大批优秀的军政干部，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安邦定国的杰出人物，瑞卿就是其中的一个。唯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才得以施展他用枪杆子为人民打天下的宏图大志；而中国革命正是有如此众多的优秀分子，方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1938年，毛主席腾出在凤凰山下自己住处的一眼窑洞，让他在自己身边撰写《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便完成了这部篇幅很大的著作。这部书写得生动具体，有理论有事实，总结了井冈山时期以来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实践证明，这是军队建设上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瑞卿从我的挚友成了我的领导，我由衷地钦佩他，遇事向他请示，平时也有意识地不更多和他接近。但他始终把我视为知己，尽管在异常繁忙中，也总是抽出时间了解我的工作情况，对我真诚地帮助。他常主动找我谈心，有时还推心置腹地向我谈到他的偏差和错误。他恳挚的胸怀，更加使我敬慕。
抗大转移到太行山后，我所负责的政教科的工作与政治部的安排发生了矛盾，校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对我有意见。这时，瑞卿已经调离抗大任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他下部队检查工作，途经抗大时，听到反映后，特意找我谈话，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谈了许多，指出“你有千条理由万条理由，但是，同张际春这样的同志搞不好关系就是你的错处。”他列举了红军内部解决纠纷的生动事例，说明团结是战斗力的保障，令我心悦诚服。他的话使我认识到遇到问题必须直接向上级请示解决。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向张际春同志做了检讨，一起研究解决了积存的矛盾。从此，我同张际春同志的关系一直很好。瑞卿对我不徇私情的热忱帮助，是使我一直记忆犹新和十分感荷的。
1949年4月，他和十九兵团在胜利地结束平津战役，会同十八、二十兵团攻克太原后，接到调令去北京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临行前，他到各部队向同志们告别，深情地对我说：“我真想随着大军打向西北、西南，亲眼看到胜利的红旗插遍祖国的各个省市。我不大愿意再做公安保卫工作，可是党让我做，我决心做一辈子人民的好警察”。他总是把党的利益放在至高无尚的地位，把中央的号令当做奋斗的使命。
建国以后，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保障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他呕心沥血，不遗余力。
他是个异常刚强而又感情丰富的人。1961年，他在百忙中抽时间回到阔别了三十五年的家乡——南充。他非常惦记自己的母校，我告诉他，昔日的南充中学已不复存在，变成了几个互不关联的单位。但是，他依然兴致勃勃地拉我一起去遍访了南充中学的旧址，边走边说：“这里是我们集会的礼堂。”“这是我们办平民夜校的教室。”“这是我们和国家主义派辩论的地方。”……，他一处一处，指点不休。从他滔滔的话语里，我明显地感到，他对这块最初哺育他成长的地方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他一向严守时间，可是此刻，他盘桓在母校的怀抱中，真正的流连忘返了。以至和他同去南充的贺龙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在另一个地方等急了。待我们匆匆赶去时，贺老总大声埋怨他说：“你到哪里去了哟！”
关于罗瑞卿同志一生对革命的功绩，党中央和人民早有高度的评价，无需我在此赘述了。
正因为我是如此熟悉、了解瑞卿，所以我认为王振贤同志的《罗瑞卿》是真实可信、符合事实的，也是富有感染力的。
我认为这部书的作用有以下两点：
首先，《罗瑞卿》的第一卷（青少年时代）对我们新中国的青年后代富有教育意义，它可以唤起青少年的感情，使他们懂得：一个人要发展起来，干一番大事业，不知要经历多少艰难困苦。
瑞卿一生的坎坷是很多的。他自少年时代就不甘心于庸庸碌碌，立志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为了实现宏图大志，他挨过冻，受过饿，体味过衣食无着的苦楚，孤身病倒异乡，差一点送了命。但他在极端困苦中没有沉沦下去，志向依然不变，头脑越来越清晰，步履坚定地向着自己的大目标奔去。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锻炼成为我军一名杰出的高级将领，为党为人民立下了大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对今日的青少年，无疑是会起着榜样作用的。这部传记可以激励我们的青年后代奋发图强，为国争光。
其次，由于瑞卿将自己的一生溶进了革命的洪流里，经历了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政治斗争，参加了不少重要的战役，描述他一生的《罗瑞卿》是一部很好的社会教科书，可以作为我们学习革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的参考资料。《罗瑞卿》雄辩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奋斗的成败，不在乎他的出身，也不完全在乎他的环境，而在于他有没有为人类解放而献身的伟大理想，在于他有没有坚韧不拔的钢铁一般的革命意志。瑞卿自己出身清苦，父亲又是一个潦倒的人，但是收养他的外祖父是有钱的绅商。外祖父费尽心血要把聪颖机敏的外孙栽培成自己的接班人，但是瑞卿背叛了外祖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诚然，他当时走这条道路，要比外祖父给他铺排的道路困难许多倍，但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为人民和历史所肯定的道路。
我极为赞助这部书的问世，不仅为了瑞卿和我的友谊，更是为了党的事业的需要、教育后代的需要。我非常乐意写这篇序，作为我和四川人民对他的深切怀念。
（此文为任白戈同志为王振贤同志所写的传记文学《罗瑞卿》一书所写的《序》，本报有删节，标题为本报编者所加。——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