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罗荣桓同志对我的教育和帮助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回忆罗荣桓同志对我的教育和帮助
刘道生
1934年夏天，在江西瑞金，设在森林里的红军大学沸腾了，我们从各部队调来学习的干部就要结业了，焦急地等待重新分配到前线去工作。当时，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已经打了大半年，但仍然没有取得胜利，形势很紧张。这时候，我接到命令，派我到守卫南线的红二十二师担任政治部主任。第二天，我吃过午饭，步行到军委总政治部领受任务。
总政治部驻在瑞金城西面一家地主的院子里。我走进一间集体办公的大房子，巡视员罗荣桓同志让我在一条木凳上坐下，他自己也坐在一张小木凳上。我多少有点拘束，端端正正地坐着，掏出小记事本，等待他作指示。罗荣桓同志微微地笑了，用他自己喝茶的搪瓷缸，从茶壶里倒了一杯茶，送到我面前，要我歇口气，下下汗。
罗荣桓同志端详了我一会，大概看我年纪很小，问道：“你今年多大了？”
我回答说：“十九岁。”
罗荣桓同志说：“你原来在六军团当过青年部长，好，小青年部长，现在要去干大事了。”
罗荣桓同志原来是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红军中是赫赫有名的首长，宁都会议以后，因为他跟随毛泽东同志，被指责为“经验派”而撤职了。没想到他是这样平易近人。
我说：“我从来没做过这么重要的工作，心里发虚，胆怯得很。”
罗荣桓同志鼓励说：“怕什么，青年人要大着胆子去闯嘛。哪个从娘肚子里一出世就会做工作呢，做起来就学会了。你经过‘红大’学习，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中间去，会做好工作的。”
听了他的话，心里觉得踏实了。罗荣桓同志送我出来时，一边走，一边说：“一是做好党的工作，二是做好群众工作，三是做好敌军工作，都不是什么新发明，是我们工农红军打胜仗的好办法，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到了门口，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祝你这个小主任工作胜利！我们会帮助你的。”
三天之后，我来到二十二师师部。部队前一段战斗失利，已经从筠门岭撤下来，在站塘一线构筑新的工事，加强防御。那时中央的“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实行惩办主义，错误地处理了一批干部，更换了师的领导干部。当时的师政委受到残酷斗争，被关押了起来。现任师长、政委、参谋长和我，都是新调来的，工作担子很重。
当时，在会昌、平远、吉潭、寻乌、武平、澄江一带，由于土改中执行“左”倾政策，侵犯中农利益，对地主实行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加上还发生了肃反扩大化，敌人又利用苏区奇缺的食盐、布匹来欺骗、笼络群众。一部分群众被反动地主、保、甲长裹胁，参加了反共自卫队、守望团。
我们工农红军缺少群众支援，真好比蛟龙困在浅水滩，怎么办呢？我记起了罗荣桓同志不久前向我的交代：“在群众工作方面，我们过去做错了的，搞过了头的，要向群众承认错误。你到前线后，可以向粤赣省委和军区汇报，向地方党委建议，扭转这种形势，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按照罗荣桓同志的意见，再次提出建议，促使地方党委采取积极措施，改变了过去的错误做法，我们也派出军队的干部、战士帮助开展群众工作，使形势很快有了改变。
不久，罗荣桓同志带了一个检查团来到南线。我们在政治部的一间小屋里，用两条长凳、一扇门板为他搭了一张床，请他休息。可他只略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去看部队。
罗荣桓同志爬上山头，战士们正在改修防御工事。伏天里，山上没有一丝风，战士们浑身上下湿透了，闷头猛劲干，没有平素常见的欢实。由于接连丢失掉盘古隘、筠门岭，大家心里窝着一股火。罗荣桓同志不声不响地和战士们一起干了一阵后，招呼大家到树荫下歇息。
罗荣桓同志挨个儿问了战士们的姓名、籍贯和什么时候当的红军，热情地称赞说：“同志们的工事修得蛮好呀。堡垒不但修得坚固，又能充分发扬火力。堡垒，就要让它发挥骨干作用。”他又说：“你们在盘古隘、筠门岭打得蛮好咧，硬是把敌人打怕了，叫他不敢轻易朝前伸爪子了。”
战士们说：“好么子哟，打来打去，阵地还是丢了。”
罗荣桓同志说：“这不能怪同志们。毛泽东同志都表扬你们打得好咧。”
战士们活跃了。罗荣桓同志又问：“敌人再来进攻，我们顶得住不？”
战士们说开了：“顶得住。”接着，又流露出担心，说：“只是莫按前一阵子老打法了。硬碰硬，要吃亏！”
大家回到政治部，罗荣桓同志问我：“你到部队有些日子了。你看巩固南线要解决什么问题？”
这正是我日夜琢磨的问题，便说：“最当紧的是让部队树立坚守南线的信心。”
罗荣桓同志说：“对。首先是抓好党员教育。就象我们今天看到的堡垒一样，党组织要坚强，要能充分发挥威力，带动整个部队坚定信心。同时组织好训练，提高军事技术，把信心落到实处。”
罗荣桓同志在我们师住了下来，帮助我们工作。我请他参加政治部每周一次的部务会。会后，罗荣桓同志找我单独谈话，说：“今天组织部长讲了发展党员的工作，讲了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宣传部长讲了形势教育问题；群众工作部长讲了召开群众大会问题，哪个是当前部队的主要问题呢？”
经他一提醒，我才觉察到那天会前缺乏充分的准备。罗荣桓同志继续说道：“开会以前，你心里首先要有个主题，一次会议只解决一两个问题，而且是当前部队的主要矛盾。不然，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问题都解决不好。哪个问题要先解决，这就要靠调查研究。你调查好了，先找部长们分别交谈，把你的想法和他们通气，让他们有所准备，然后开会，议题就集中了。这样，既发扬民主又有集中，就能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整个政治部的力量在一个时候集中做好一两件事情。会后，大家去落实，最后要检查、总结。”
一个多月里，我跟随罗荣桓同志走遍所有连队，进行调查研究。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个战士说：“这次反‘围剿’，碰到的敌人比过去都顽固。”
罗荣桓同志又问：“这是为什么呢？”
有的回答说：“广东军队没挨过红军的厉害打击，不了解红军。”
罗荣桓同志说：“对，应当向他们宣传红军的好处，号召他们学习二十六路军，举行光荣起义。”
我说：“在红军大学，周恩来副主席讲课时，号召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面前，从内部瓦解他们。”
罗荣桓同志说：“这叫双管齐下，大家来出主意，看哪些口号能打动白军士兵的心。”他当场和战士们一起研究，拟出了一些宣传口号。
罗荣桓同志深入实际，平易近人，从干部到战士都对他无拘无束。他和我们一样吃大锅饭，从来没加过菜。当他快要离开红二十二师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野塘里摸到了几条鱼，用盐和辣椒煮了一盆。罗荣桓和师部同志吃得十分高兴。他开心地说：“好久没打‘牙祭’了，今天是主任请客，让我们也沾了点腥呀。”
在罗荣桓同志要离开红二十二师的前两天，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叫通讯员通知政治部各部部长在早饭后开会，去不多时，通讯员慌张地跑回来告诉我，特派员把几位领导干部抓起来了，说他们是反革命，是ＡＢ团的。”
那时，有些人虽然口讲不要搞肃反扩大化了，但实际上还在推行“左”倾错误，国家保卫局派有特派员住在部队，可以随便捉人。我知道这几位同志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便向通讯员说：“你去把特派员叫到我这里来。”
特派员被叫来了，我问他：“他们有什么问题，你把他们抓了起来？”
特派员说：“他们是反革命。”
“有什么证据和事实没有？”
“他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议论，搞反革命活动。有人出身不好。”
我生气地说：“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议论，是商量工作还是搞反革命？你要搞清楚。他们参加红军好多年了，有人就是家庭出身不好，也不见得要杀掉呀。”
特派员坚持说：“我警告你这个当主任的，你不要包庇反革命呵！你不要干涉国家保卫局的工作！”
特派员坚持不放，我很着急，便去找罗荣桓同志。他听了也很着急，很为难，在房中间站着，好半天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问我：“他们都是什么出身？平时工作怎么样？”
我说：“这几个同志工作都很积极，忠心耿耿的。据我所知，有的同志是雇农出身；有的同志参加过平江、浏阳暴动，家庭出身是中农。”
罗荣桓同志听了说道：“好，你去同特派员谈。他们不是最讲成份么，你问他，雇农是最革命的阶级，中农也是革命的，随便处理雇农、中农怎么行呢？还有，中央讲了要防止肃反扩大化，要他注意。”
这样我的胆子就大了，于是又找到特派员，再次严肃地提出我的意见。最后，特派员只好把有些同志释放了。全国解放以后，一位当时被抓起来的同志见了我，不胜感激地说：“要不是罗主任，早就没命了。”
罗荣桓同志在那种情况下，坚持唯物主义，无所畏惧，指导我们进行适当的斗争，帮助我们发扬政治工作的威力，给了我极其深刻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