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印象（上）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伦敦的印象（上）
苏联 爱伦堡
我已十五年不到伦敦了；不用说，许多事物都有了改变：毕卡狄里（注一）的豪华暗淡，断墙残垣看得见了；商店货架上的货物变得稀薄，报纸显得粗鲁了。先前英国人对于那些非英国口音说出来的英国话是很难听懂的；现在他们可就很容易听懂——俄克拉何马和密西西比的土语他们听得已经太多了，……皇宫、纪念碑、方尖塔仍和从前一样充满着大国的风度；但是帝国的动摇却在伦敦的日常生活中感到了；它的政策已经不是独唱，而是伴唱了；它的普通人们开始明白，他们每月的预算，一块肉或一件厨房用具，都是直接与昨天杜鲁门先生说了什么以及明天艾奇逊先生将要说什么联系着的。
伦敦变了，但伦敦总还是伦敦，壮丽而凄凉，像生活般的冗长，也像生活般的矛盾。每次，当我闲踱在这个大都市的街道上的时候，当我看着它的皇宫和贫民窟的时候，我就会忆起狄更斯来。一个不了解英国的人，也许认为狄更斯是一个浪漫派的作家，他只爱两种颜色——白色和黑色，同时对于他来说，存在的只有地狱和天堂，好人和坏蛋。事实上，狄更斯是一个深刻的现实主义者；他所描写的不仅存在过，而且现在还存在着——住在煤烟熏黑了的屋中的穷苦女孩，奢华与贫穷，纯朴的牺牲者和伪善的罪人，凶恶的强辩家，贪婪的收贿的审判官，举止文雅可是无情的高利贷者，贫困者的苦恼，被侮辱者的悲哀，人民的正直、忍耐，及其对劳动的爱，伦敦城区的傲慢，精于算盘而无人性。
英国人民在那患难的岁月中显出了他们精神的特质。那未曾清除的断墙残垣，那冬天寒冷夏天热得难忍的一排排兵营似的阴郁的小屋，使人想到这个都市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伦敦的普通人们在空袭期间曾经显出沉着与勇敢。他们也许显出过更大的坚毅精神，耐心忍受那些困苦与贫穷；和邻近的法国不同，这里从来没有“黑市”繁荣过：人们都是靠配给生活的。到现在，许多东西还保留着配给制——如肉、脂肪、鸡蛋、糖、茶叶、肥皂。这当然不能归功于政府，这个政府认为向马来亚人和朝鲜人投掷炸弹要比把糖放在普通英国人的桌上好得多。然而，我们不得不称赞普通的英国人，因为他们的镇静帮助他们度过了没有糖也没有投机的生活。
我已经谈过了伦敦中心区的断墙残垣，谈到了东城特殊显著的兵营似的小房。但不能说伦敦什么建筑也没有，建筑是在进行着，但这是不够的。我看见了一批房屋；这是政府为了国家的需要开始建筑的，但是政府却没有足够的钱把房屋建筑完毕，就把它卖给一家私营公司了，而现在政府租用着这些房屋的一部分。英国人带着苦笑地说起这件事。同时，英国人时常要这样的微笑，我坦白地说，这是一种不愉快的微笑。
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个英国记者问我：对于一九三四年刊登在《消息报》上的我那一篇文章《坦白的交谈》抱着什么样的态度。那篇文章是批评“国际观光团”的。这团体有一个时期使外国人比苏联公民更具有优先权。我回答那位记者说，我所描写的事实在十六年以前是真正存在的，那时我在莫斯科的报纸上抗议这件事。我向这位记者说，现在伦敦有许多商店，把货物只卖给外国的观光者们（送到轮船上或飞机上去）。英国人看到了本国出产的好的衣料、毛织品和其他物品，却没有权利得到：一切都被美国人预订去了。我问这位记者，他或者他的同业们是否抗议这件事呢？他却无言以对。
英国人为什么要忍受贫困？他们为什么明知道制成的东西将要运往海外去，还在工作着呢？他们为什么要挤在兵营似的小屋中呢？战后这几年，他们总是听说：为了避免经济的依赖性，避免美国的保护，这是必要的。诚实的普通英国人易于相信别人的诚实。他们相信自己统治者的诚实已经很久，也许是太久了。今年夏天他们才第一次怀疑起来：远东的事件帮助他们理解到，为什么他们必需住在兵营中或者吃鲸鱼肉。尽管有报纸的谎言，普通的英国人都知道谁在侵略朝鲜，他们知道美国人在朝鲜南部建立的政权简直无异于蒋介石的政权。普通的英国人忧虑地觉悟到，美国人霸占中国的一个大岛，这就意味着新战争的危机。这里，甚至狡猾的新闻记者们也茫然不知所措，不知究竟捏造什么消息，怎样向读者解释：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国为什么必须支持霸占台湾的美国人。
艾德礼于七月三十日曾向英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他说今后的生活将更艰苦，因为必须进行重整武装。工党党员直到最近都在号召英国人牺牲，说“我们必须摆脱经济上的依赖性”。而现在，艾德礼叫本国的同胞将裤带束得更紧些，彻底摆脱政治上的独立性，变为替别人作战的正规士兵。
普通的英国人每天都听到说俄国人正在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房屋、他们亲爱的海岛。在莫斯科的英国政府代表们出版着一种报纸，伪善地美其名为“不列颠同盟者”，他们想使少数的俄国读者相信似乎大不列颠官方真是苏联的同盟者似的。在伦敦，同样这批人却要叫读者（可惜不是很多的读者们）相信，苏联是大不列颠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我亲自体验到一些英国报纸的敌意和真正美国式的粗鲁。当我到达伦敦的那一天，《新闻晚报》刊登了一篇冠以完全绅士风度的标题的文章：“为什么放伊里亚入境？”在特法拉加广场开会时，一个记者向我借火柴，我把火柴盒给了他，盒上贴有镰刀和斧头的标志。于是第二天在一个大报上出现了“伊里亚的火柴”的照片——为了要证明俄国人想要挑拨和平。
被工党党员们的反苏言行所鼓舞的莫斯莱的继承者们，抬起头来了。在保卫和平大会开会时，法西斯分子放置炸药筒和煽动性传单。这些绅士中的一个，把旅行用的讲台拉来放在我所住的旅馆门前，由一些高大的警察们围着，连续三小时地高声咒骂“赤色党人”。
应当指出：在英国人对苏联的一些挑衅行动中间，有的工党党员甚至可以与法西斯分子媲美。“新政治家”杂志的工作人员们邀请我吃早饭并解释说：“这将是友谊的欢迎”。早饭时候，在其他作者之间有工党议员克罗斯曼先生。虽然我早已失去了青年时代的易于诧异的天性，但克罗斯曼先生却使我不得不吃惊。他说，只有在美国大量储存了原子弹，才能允许克罗斯曼先生的同僚们在英国建设社会主义。两天以后，这位半原子的“社会主义者”在议会发表了关于外交政策的长篇演说，而且大部分是关于我的。克罗斯曼先生说，他与我见面了。右边的椅子上发出了笑声。于是克罗斯曼先生急忙改正说：“应该研究敌人。”然后他追记我所说的话，当然，我并没有说这些话。“英国人和法国人一样，无论在精神方面，无论在物质方面都不能够作战，但是英国人与法国人所不同的，是英国人还没有感到这一点”。克罗斯曼先生毫不脸红地继续说：“李宾特罗甫就有过这样的意见”。然而，这位绅士的声望却达到如此地步，竟有几个议员立即怀疑他所说的话——我姑且客气些罢——怀疑他说得对不对。工党议员德兰柏在“雷诺新闻”上客客气气地指出了他的同伴是稍为曲解了苏联客人的话了。两个大报《泰晤士报》和《曼彻斯特导报》刊登了我的信。我解释了一番：我向《新政治家》杂志的同业们所说的话是：先进的法国资产阶级与英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在于法国的资产阶级刚才开始理解，它不能使法国人充当美国战争的士兵，而英国的资产阶级还不明白这一点。我在信中解释说：“战犯李宾特罗甫曾经以为英国人是不能保卫自己的祖国的，这种话不仅卑鄙，而且愚蠢。我曾向克罗斯曼先生及其同僚们说过，我以为英国人民是不能参加侵略的。如果这触怒了克罗斯曼先生，那么这大概不会触怒了爱好和平及正直的英国人吧”。
在工党本身中间也看得出一些骚动。有二十多个议员反对朝鲜的冒险。的确，有些议员在工党领导的最后通牒下了以后，退席没有参加表决。但以戴维斯先生为首的其他的人却没有退却。他们感到了选举者——英国普通人们的支持。我曾和一些工党议员们谈了很长时间的话；这真是五光十色的集会，这使我知道了工党是如何复杂的。例如，出席的工党议员之一，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原子弹上。但是有许多议员是很不愉快的，他们是由矿工、冶金工人和纺织工人派到议会来的。他们不愿意奉行邱吉尔先生的政策，他们已经那么多次揭穿了这个政策。一个议员对我说：“我曾向我的矿工们说我要保卫和平，但是他们却让我投票拥护战争。”反对贝文先生的政策的不仅仅是许多工党党员们的良心，而且还有他们的常识。
对立就这样产生了。最近的几个月就会表明，这种矛盾就在萌芽期间消灭呢，还是要表现出生命力来。
（注一）伦敦的一条著名的街，从干草市场到海德公园角，长约一英里。这条街上有许多建筑是富于历史趣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