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下的南汉宸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白色恐怖下的南汉宸同志
南新宙
为了营救刘志丹、吉鸿昌……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在全国各地大肆逮捕和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
1929年至1930年间，军阀韩复榘在河南当省政府主席，南汉宸同志任省府秘书主任和代理民政厅长。一次，中共河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等同志被捕了。南汉宸同志得知消息，十分焦急。他密切注意省府来往公文，果然看到了警察局给韩复榘的呈文，报告他们抓获了一批共产党人，关押在开封监狱。南汉宸同志仔细查阅名单，却没有任作民的名字。他又到开封监狱查看，见到了任作民同志。原来他们的真实身份尚未暴露。用什么办法使韩复榘释放他们呢？韩复榘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受蒋的挟持和排挤；另外，韩复榘家境贫穷，过去曾被警察作为小偷抓起来，很吃了些苦头，他对警察抓小偷很恼火、忌讳。南汉宸同志利用韩的这种心理对他说：“一下子抓这么多共产党员，靠得住么？警察局又没有多少真凭实据，我们绝不能向南京承认开封有这么多共产党员在活动。我代主席到监狱查访过了。他们哪里是什么共产党，警察抓的全是小偷！”韩复榘听了，不由得大骂警察局，决定放掉这批人。于是南汉宸同志通知地下党派人在监狱内外接应保护，任作民等同志就被营救出狱了。
1930年11月，杨虎城将军任陕西省主席，邀南汉宸担任省政府秘书长。当时，杨虎城正在潼关附近指挥军事，南汉宸率领先头部队进入西安，以秘书长身份和杨虎城授予的权力，代他主持陕政，首先处理的一件大事，就是释放西安监狱中的政治犯，潘自力、李畅英（李大章）、吕剑人、蒲子政、徐梦周、刘继曾、景瑞卿、王友章等许多共产党员都是那次释放的。当陕北人民的革命领袖刘志丹同志被捕押送到西安时，南汉宸同志又立即找杨虎城做工作，并通过陕西著名人士杜斌丞先生等进行活动，把刘志丹等同志营救出来，送回陕北。
1933年冬天，南汉宸和吉鸿昌、宣侠父等人，在天津组成反帝大同盟，并积极组织武装力量，准备在长城内外发动农民起义，建立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南京政府对南汉宸、吉鸿昌、宣侠父发出了通缉令，他们的处境极为危险。党中央决定调南汉宸和宣侠父到上海工作。离津前夕，南汉宸同志很担心老战友吉鸿昌将军的安全，劝他赶快转移隐蔽。但因吉还有工作要料理，需晚几天才能走。途中，南汉宸同志一直惴惴不安。当南汉宸同志到上海时，地下党的联络员在站台上交给他一张字条：吉被捕！南汉宸同志见条，当即买了回程票，登车北返。他不顾自己处境险恶，立即投入营救吉鸿昌的工作。他到处奔波，虽经百般努力，但终于无效，吉鸿昌英勇就义了。
与国民党反动派机智斗争
1930年11月间，南汉宸同志率领杨虎城将军的先头部队向西安挺进时，蒋介石为了控制杨虎城，任命顾祝同以“潼关行营主任”的名义，率领他的嫡系部队进驻潼关、华阴、华县等地区，扼制陕西的咽喉。南汉宸获知这一消息，当即命令杨部冯钦哉师抢先进驻潼关县城，并把县城内象样的公私房屋全部占住，使顾祝同的行营在县城内找不到一个较好的立足之处。当时已进入冬季，顾祝同的部队没有御寒的住房，处境狼狈，官兵怨言很多。顾祝同要秘书长设法解决。南汉宸说：县城住房实在困难，冯钦哉师先进城，已经住下了，硬叫他们搬出来让给中央军，会影响两军关系，下边还可能出乱子；再说，又让冯师住到什么地方去呢？顾祝同无可奈何。但他又提出，“中央”要在西安办一张报纸。南汉宸同志立即主动承担：“你要办报，我们替你办。”于是除了《西安日报》以外，又出版了《西北文化日报》。这两个报社中有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报纸的内容倾向进步，甚至有不利于南京政府的言论。国民党中央对此大为不满，又在西安办了《西京日报》，派邱元武任社长。这个人十分反动，经常在报上发表反动文章。杨对他多次劝导，南汉宸也以秘书长的身份对他发出警告，但他执迷不悟。于是，杨虎城便布置人把这个坏蛋枪毙了。
杨虎城将军担任陕西省主席期间，得南汉宸臂助，实行新政，各方面出现了革新、进步的局面。当时，杨虎城希望组织一个开明进步的省政府，蒋介石却硬塞来一个名叫李范一的作教育厅长。此人是CC特务头子之一，他从南京带来一批特务，撤换进步教育工作者，封闭进步学校，并提出一百多人的黑名单要杨逮捕。虽然杨虎城拒绝了，但在教育界则引起惶恐不安。于是经杨虎城同意，在南汉宸和党的地下组织“前卫社”的帮助下，教育界发动了驱逐李范一的运动。他们趁西安举行学生运动会之际，公布了李范一的十大罪状，各校师生上街游行示威，迫使这个国民党特务辞职跑回南京。
“我宁愿接受‘通缉令’！”
1932年秋，蒋介石派他的“幕僚长”陈立夫专程到西安，要杨虎城“规劝”南汉宸到南京担任中央立法委员，表示忠于南京政府，保持高官厚禄。杨虎城表示，不能代南汉宸作出抉择，并估计他是不会舍弃老朋友而去南京高就。陈立夫要求与南汉宸面谈。经杨虎城安排，南汉宸同陈立夫会面了。陈立夫对南汉宸虚伪地吹捧一番，从公文包里取出一纸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的“委任状”，和一张南京政府的“通缉令”，要南汉宸选择。“我宁愿接受‘通缉令’！”南汉宸同志坚定地说，不理睬一旁瞠目结舌的陈立夫，扬长而去。他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官利诱和权势威胁。杨虎城知道后，感到情况已十分危急，南京政府很快就会命令他们的军警宪特逮捕南汉宸，甚至会进行暗杀，杨便在当天暗中将南汉宸护送出西安。
此后，南汉宸便完全转入地下，成为“职业革命者”了。1934年，南汉宸被党组织调往上海党中央执行局“特科”，开展情报工作和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军运”工作。上海是当时敌人的“心脏带”，斗争极其艰险复杂，随时都有遭到敌人逮捕和枪杀的危险，何况南汉宸是在北方长期公开出现的知名人士，又正受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通缉”。然而，南汉宸同志却以机智勇敢和沉着巧妙的应付，居然履险如夷地进行了一年多工作。
风雨同舟　诚挚合作
南汉宸同志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坚持党的统战政策，团结进步力量，同许多进步的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教界人士，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如冯玉祥、杨虎城、续范亭、吉鸿昌、傅作义、邓宝珊、李烛尘、高崇民先生等。特别是他同杨虎城将军，更有着长期的真挚友谊与合作关系。
早在1926年冬，南汉宸随在北伐途中，便同杨虎城结识了，后来工作上的密切联系，更增加了他们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杨虎城邀南汉宸出任他部队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1927年冬，南京当局派韩振声到皖北，以增加军费和装备，扩编部队为诱饵，要杨虎城逮捕南汉宸，解送南京向蒋介石邀功。杨虎城坚决拒绝了这种卖友求荣的勾当。
西安事变之后，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张、杨两将军的邀请，在1936年12月16日抵达西安。第二天，周副主席就同杨虎城举行了会谈。在阐述了我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以及对付何应钦进攻的军事部署之后，周副主席提出电调南汉宸来西安帮助工作的建议。杨虎城听说老朋友能回来，非常高兴。南汉宸同志在平津接到周副主席的密电，很快赶到西安。他在周副主席直接领导下，对团结西北军和东北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做了很多艰巨复杂的工作，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功绩。
张学良将军在南京被扣留后，西安内部发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南京军队又节节进逼，形势险恶，杨虎城的处境也极困难。1937年1月下旬的一天，他对南汉宸说：“现在，我是处在进退两难的关口上，即使牺牲了我自己，也很难挽回由于汉卿不能回来而造成的危局。希望你向周恩来先生转达我的处境，并请有以教我。”当天，南汉宸就向周副主席报告了杨虎城的处境和想法。周副主席十分重视，当即采取了措施，以风雨同舟的诚挚态度，热情地支持和协助他工作，使他坚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这风云瞬变的日日夜夜，杨虎城与南汉宸之间的公谊私情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杨虎城与南汉宸之间的友谊，不仅仅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深情厚谊，更体现了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风雨同舟、诚挚团结、长期合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