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孺子牛”精神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孺子牛”精神
赵清阁
举凡伟大的作家，他们的写作都有一个崇高的目的；在执笔之前总是首先想到：为什么写？然后才考虑写什么。鲁迅先生如此，茅盾同志也如此。尽管他们在旧社会，曾经有过鬻文活口的问题，但他们更多是为促进革命，为提倡祖国文明，为培植后代而写作。
1979年4月，我在北京，一天下午去看茅公，带了几张“文革”时的习作国画请他指教。有两帧仕女图《琵琶行》、《文姬吟》，他见画上没有题什么，问我为何不将《琵琶行》、《胡笳十八拍》的诗题写几句？我告诉他：“文革”时题画危险，有不少画家因为题诗而遭曲解，被扣了反革命的帽子。记得我在一次“黑画”展览会上，看到刘旦宅画的一幅《琵琶行》，因为上面题了《琵琶行》的一句诗“无声胜有声”，就批判他是用缄默表示内心的反革命情绪。茅公听了我的话哈哈大笑，随后骂道：“无知，无知！他们根本没有读过《琵琶行》，胡说八道！”于是他指出，十年动乱中青年人很少读书，尤其不读古诗文，因此有关文史典故，懂的不多。“亡羊补牢”，还不太晚，为了把国家建成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教师应当抓紧补课，作家也应当多写些这类辅导性的文章，他认为这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叫我赶快写出《琵琶行》的典故，说这也是揭批“四人帮”的愚民政策。我答应了他。惭愧的是，我只写了一篇《漫谈题画》，后来再没有写过。
就在茅公溘逝的三天前，我去北京医院探望他的病，我谈到他送我的《世界文学名著杂谈》，我为读者庆幸这本书的重版，因为这本书对青年很有教益。三十年代我读过《汉译西洋文学名著》（《世界文学名著杂谈》原名），受益匪浅，使我避免了在浩瀚书海中盲目摸索，迷失方向。他听说我早读过他的这部旧作，高兴地喘吁吁笑道：“唉，三十年代我为了换取稿费啖饭，写了这些文章；不过也是想对青年有所帮助，今天重版，依然是这个意思。”正如他1980年3月5日在重版序言里写的：“现在的青年，尤其是中学生，需要有一些适合他们的水平，又能满足他们求知欲的介绍外国文学名著的通俗读物，以引导他们有选择地去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虽然他谦逊地说这些文章是为糊口而写，但实际上他首先想到的还是青年的需要，这是多么可贵的作家品质！半个多世纪以来，他辛勤无私地为哺育青年，挤出他的“乳汁”！直至最后一息尚存，他还念念不忘青年；也不啻谆谆教诲所有写作的人，应当做文学事业的“孺子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