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造反”起家的人利用职权对抗三中全会路线 天津市委和政府改组水产局领导班子 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恒和其他三个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已被免去党内外领导职务，任命了新的领导班子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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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造反”起家的人利用职权对抗三中全会路线
天津市委和政府改组水产局领导班子
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恒和其他三个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已被免去党内外领导职务，任命了新的领导班子
新华社天津3月28日电　新华社记者史博报道：中共天津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最近改组了由“造反”起家的人掌权的天津市水产局的领导班子。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恒，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马成志，党组成员、副局长兼市海洋捕捞公司党委书记刘增祥，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云洪，已被免去党内外的领导职务。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已另行任命了天津市水产局新的领导班子。
天津市水产局的领导班子是1978年“揭批查”以后，于同年下半年组成的。杨恒原为中共华北局计委农业处副处长。“文化大革命”中他积极参加造反组织，炮制过迫害老干部的所谓“先进”经验，制造了多起冤假错案。被他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有几十人。
马成志原是天津市粮食局西站粮库的党总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因支持造反起家的人被提升为天津市粮食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调到水产局后，他利用职权，把一些造反起家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
周云洪原为水产局海洋捕捞公司的船工。“文化大革命”中他组织“造反队”，大搞“停产闹革命”，1969年2月海洋捕捞公司成立党委大会上他被宣布入党，同时被任命为公司党委副书记，不久又被提升为水产局的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他终日游手好闲，不干工作，被群众称为“玩闹局长”。
刘增祥在“文化大革命”前是海洋捕捞公司副经理，因坚持“捕鱼不如买鱼”、“买鱼不如（由中央）调鱼”的错误观点，主张解散海洋捕捞公司，1965年曾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初，他以“受害者”身份起来造反，最早被结合为市捕捞公司副经理。1970年刘增祥被调出。1978年下半年杨恒、马成志到水产局后，把刘增祥吹捧为水产“专家”，又把他要回水产局，并越级提升为副局长、党组成员兼市海洋捕捞公司党委书记。
杨恒等人掌握水产局的领导大权后，头一件事就是公开对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组织路线，为那些在“揭批查”中下台的人鸣冤叫屈，并把这些人调回来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在渔业生产上，他们抵制国务院和天津市要求市水产局多捕鱼、多供应市民鱼产品的指示，千方百计地压缩捕捞渔船，降低捕鱼量，为解散天津市海洋捕捞公司创造条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就将水产局三分之一的渔船给了兄弟省、市。他们还坚持“捕鱼不如买鱼”、“买鱼不如（由中央）调鱼”的错误观点，在职工群众中公开宣扬“散伙”了事。在他们的把持下，水产局职工思想混乱，天津市渔船队的出海率只有30％，为兄弟省市渔船出海率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市海洋捕捞公司的捕鱼量，还赶不上山东省烟台地区一个生产大队6艘渔船的产量。与各兄弟省、市比较，天津市的捕捞设备是比较先进的，而产量却最低，成本最高，从而造成了天津市民吃鱼难的局面。
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第二书记黄志刚、市长胡启立等负责同志，对市水产局组织严重不纯的问题早有察觉，曾三次派人调查。但由于负责调查的市委财贸政治部副主任陈荣和市委组织部前部长马瑞华等有关负责工作人员写假报告进行包庇等原因，前两次调查都没有能解决问题。直到1981年4月市委另行派人进行第三次调查时，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查证，才查清了水产局领导班子的主要问题。